① 馬克斯：《華南農民社會與農民起義》，第　231—241　頁。見本書第　6　章（比昂科著）。

② 趙岡：《中國棉織品生產的發展》，第　188—189、192—201　頁。

③ 琳達？格羅夫：《建立北方蘇維埃》，《現代中國》第　1　卷第　3　期（1975　年　7 月），第　259　頁；馬若孟：

《中國經濟》，參閱由於外部因素所造成的導致失業、暴力和經濟危機的市場波動。

④ 關於絲綢貿易的主要英文著作是莉蓮？李：《中國絲綢貿易》。又見羅伯特？恩格：《帝國主義與中國

經濟》和孫任以都：《清代的養蠶業和絲綢生產》，載威爾莫特編：《中國社會的經濟組織》，第　79—108

頁。關於絲綢生產的相對擴大，見戴維？富爾：《江蘇省的農村經濟，1870—1911　年》，《中國研究所集

刊》（香港中文大學）第　9　卷第　2　期（1978　年），第　380—426　頁。

１０　年剩餘年份的生絲出口恢復頗為緩慢。１９　世紀餘下的年代，外國經濟對江

南經濟的衝擊，反映了太平天國叛亂的破壞和國外對生絲需求堅挺之間的這

種關係。大約到　１８７０　年，桑樹已重新栽植，蠶絲生產恢復。但舊的絲織中心，

由於蠶絲生產大量地面向對外貿易而沒有完全重建起來。對外貿易使蠶絲生

產較其他農產品增長更為迅速，並說明了這一地區從太平天國叛亂中迅速恢

復和清代最後幾十年繁榮的主要原因。它調整了生絲業，開闢了新的絲產區，

並有助於收購生絲的集鎮比人口減少的大城市恢復得更快。雖然努力改進手

工繅絲，以適應洋商的統一要求，但是，主要的技術改革來自大多在上海的

蒸汽繅絲機。繅絲機在　９０　年代末影響很大，此後超過了手工繅絲的生產。到

１９１１　年，繅絲機促成了農民專門從事蠶繭生產，也促成了一批新經紀人把蠶

繭迅速從農戶運往工廠。

絲綢貿易有助於新的有活力的商－紳家族和商界團體的興起。農民生產者

受益多少尚不得而知。民國時期絲綢貿易的記錄更不清楚，但是看來在　１９

世紀末，這種對外貿易擴大了絲綢生產，促進了現代工業，並在上流社會內

產生了重要的社會－政治結果。假如中國當時能夠控制出口價格，這種貿易必

會更加有利可圖；假如中國政府曾一致努力改進生產方法，這種貿易從長遠

看就會更好地存在下去，不過它暫時還是江南繁榮的關鍵所在。

１９１１　年以後的連續性

在民國時期，中國經濟問題的實質基本上與晚清並無不同。首先，高度

集約的傳統農業部門，僅能在“正常”年景供養數量巨大的人口。因此，它

通常無法提供農產品來供應大量城市勞動力的合理消費，或作為發展工業的

原料，或作為出口商品而為迫切需要的資本和技術的進口籌措資金。無論是

袁世凱還是繼袁氏之後任總統的北京官員，也無論是孫逸仙還是蔣介石的南

京和重慶的政權，當然還有日本侵略者（滿洲在一定程度上除外），甚至連

在江西或延安的毛澤東——無一能在　２０　世紀前半葉顯著地影響和改善中國

農業的狀況。

其次，從本世紀第三個　１０　年開始，時局難得“正常”。內戰和日本入侵，

然後又是內戰，充滿了隨後　３０　年的大部分年月。戰爭給中國造成的物質上，

特別是生命上的損失難以描述。然而不管中國人生活得多麼貧乏，他們仍然

生存下來了，而在這可悲的動亂的最後幾年以前，經濟並沒有解體。在偶爾

相對和平的時期，它確實表現出驚人的恢復力。我們把這一點當作中國經濟

的“現代”發展處於低水平的確切標誌，也當作傳統技術和地方化了的組織

擁有壓倒一切的頑強性的確切標誌；它不像更發達的經濟那樣，易於受到入

侵者的摧殘。

第三，同樣地，中國經濟的現代部門事實上是最不那麼重要的。雖然中

國受到世界——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