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對這個“反革命分子”滿懷憤恨的心情了。可是，妻前天晚上還在談論他大概是改了行期，否則應該早到北京了。她哪裡知道，一個巨大的事件正在醞釀中，馬上就要爆出了。

妻初見潘時，只見其人神采奕奕，態度溫文，談吐爾雅，平易近人，並沒有人們所描述的神奇人物的特徵，但這人卻是被國民黨反動派斷定管不好上海的主要治理者之一。總之，看不出來像個官。然而，潘在她家鄉上海短短几年間的業績，她的體會是尤其深切的，她感到黨因為有這種模式的黨員而給黨增添了絢爛的光輝。這個在她心目中的英雄形象，如今一下子崩塌了，我將如何作解釋？！

回到家，我癱倒在沙發上，一閉上眼，報上那一行行的字都在跳躍。中午過後，我聽到鐵門輕輕地推開了，一個啜泣的聲音由遠而近。走進屋，她張大淚眼，瞪視著我，衝上前，撲倒在沙發上，放開嗓門嚎啕痛哭。哭也許能使人得到某種解脫，我沒有勸止妻；條件反射，我也淌下了淚。

一個多月前，我出差廣州回京，途經上海時，潘接了我同到國際飯店十四樓，杜宣也在那裡等他談劇本的事。在車上，他說他要去北京，我說我們正好一起走，但他還有別的事，於是我單獨回到北京。

過了幾天，吳祖光來問我有沒有見到小開（潘的綽號，我給他信時則稱之為K），他說青島寄來一封信，有兩個人坐汽車趕到他拍外景的場地，要他馬上回家取這封信。他認為必有嚴重的事，我當時也摸不清底細。接著，我看到有關潘反革命罪證的材料，同時報上以快速的步伐在第一版用通欄大標題宣佈他的罪行。

妻放聲大哭，把小兒子也嚇哭了。孩子，你可會知道，那位在照相簿上貼著你照片的昨天的潘伯伯，今天已是一個反革命分子了。

我的眼淚一串串流下。是為潘而流的嗎？……

二、苦憶

往事如煙。根據公佈的“罪行材料”，從時間推算，一九三九年夏秋以後，潘漢年已經是投了敵，當了叛徒、內奸、特務、反革命分子。他竟能埋藏如此之深，隱蔽如此之密！

一九三九年日軍濫炸重慶，《救亡日報》航空版的小印刷廠廠房炸燬了。為了解決工人的生活和遷廠問題，我幾乎每天奔波於重慶的郊區鄉間。一天，在小龍坎遇到一個朋友轉達潘漢年的口信，他要我去香港搞出版工作。同時，一位姓鄭的朋友也來信要匯一筆錢給我，我請鄭把錢交給那時在香港剪輯新聞紀錄片《抗戰特輯》的吳蔚雲替我購買幻燈器材。等我解決印刷廠的問題時，我的腦子也比較清醒了：國民黨反動政府是不可能讓我搞宣傳抗日的幻燈的。於是，這年冬天，我到了香港。

我在香港遇到在仰光經商的哥哥。我告訴潘，他眼睛一轉，突然問我：“你到仰光去好不好？”我笑笑搖頭。他就對我談他在仰光搞一個據點的設想。我介紹我哥哥和他見面，由我和蔡楚生當翻譯。愛國主義加上革命道理，綜合官話加雙手比劃，很快說通了，我和蔡只是偶爾作必要的補充。哥哥答允為我專開一家公司，由我擔任總經理。哥哥離開香港時，潘交給他三個人——範長江、蔡楚生、陳曼雲　（潘的助手，蔡楚生之妻，“文革”中備受折磨致死）　的照片，由他在仰光辦理入境證，隨後，我也離港經越南、昆明轉乘飛機去仰光。

一九四一年春，潘打電報叫我去港，他告訴我：因皖南事變，周恩來為了保護留在重慶的一批文化人不遭國民黨迫害，已從幾路撤退，有的已去延安，可以在香港、海外活動的儘量到香港、仰光。他向我瞭解仰光的情況。當時已有一些人陸續到港，我們商量籌集了一筆開辦劇社的經費，然後叫我乘飛機去重慶轉回仰光。

我到重慶的次晚，孫師毅陪我去曾家巖五十號見了周恩來同志，向他作了簡單的彙報。在我到仰光後不久，就陸續來了一些人。

之後，潘又來信說：“旅港劇人協會已演出了第一個戲，下次你再來時，可以看到金山演的《馬門教授》了。”

一個投敵的叛徒、特務，關心這些幹什麼？　難道這不正是他在敵人面前立功的機會！

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太平洋戰爭後，潘又忙著撤退在香港、仰光的自己人。那時有好些和我這個據點素未謀面的人來找我，我的運輸公司買賣興隆　（後來，我在重慶《新華日報》春節聚餐時碰到這些顧客）。以後很久沒有潘的確切訊息，但對他的武俠式的傳說，什麼坐著高階轎車長驅直入敵方某要人公館啦；什麼敵方一個官員在大會上訓話時，舉目一看，他的上司——潘赫然在座，原來潘是為了一批軍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