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轉運，只得冒險來找他，等等。一些熟朋友都非常高興，也樂於傳播。

哀思和憶念（2）

三、關切

抗戰勝利後，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間，我曾從新加坡到香港三次，其中兩次我因事去過上海。潘漢年每次都託我帶一些小東西，如雪花膏、小棉衣、線裝書等等。我說：“帶什麼東西你別告訴我，但一定要裝得妥善。”在過上海關時，我告訴關員有一些絲襪、衣料要報稅，於是他忙著估價、填單子，我迅速過了關。

我在南京西路成都路口一座大樓內找到廖夢醒，又去看了陳曼雲，把東西都交了（後來聽說宋慶齡先生收到香港民主人士給她的聯名信）。

一個投敵已###年的叛徒、特務，他幹這些事究竟為什麼，難道還有什麼更大的圖謀？

全國解放前的兩年，我和潘有較多的接觸。他的“流動辦公室”設在九龍、香港的香港酒店、告羅士打等等咖啡座中，地點幾乎天天在更換。每天總有許多各式人等來找他，一個接一個，從無倦意。誰也難統計他每天說了多少話。解放大軍節節勝利的訊息鼓舞著某一些來找他的人，一張張興奮的臉用笑眼盯視著，聽他侃侃而談。我曾開玩笑說他像在擺測字攤，善男信女爭相求問流年休咎之卦。我們一些熟人和排隊的人時常在他的臺子旁邊另佔三兩臺，用人牆來隔開外界，讓其他人聽不見潘在講什麼。他一天天更忙碌了，但他還要注意照顧一些同志的生活上的問題：

“唐，老任和老婆住在南國（地下黨創辦的旅館，任後來接收一個重要的單位），恐怕需要一些零用錢，你明天給他送些錢去吧。”

“上海有個朋友介紹兩個人來找我，晚上你陪我去交際吧。”

有一次，從郭沫若住所出來，我們走在九龍彌敦道上。他說：“形勢逼人，看來全國解放的日子要比預期的快得多，你自己也要有個準備，將來你不可能再過那種像遊俠似的、打抱不平式的革命生活了。”　我說：“我不懂做官，我還是想搞幻燈，在戰地服務隊和重慶都沒有搞成，解放後應該沒有問題了吧；如果能透過小小的幻燈給農村做一些文化知識和啟蒙普及工作，我就心滿意足了。”他到上海不久，在於伶給我的信末，加了幾行字，說上海有一家幻燈廠，可以按我的希望工作，他催我速即動身。但那時，夏衍同志交辦的一件事仍未辦妥，去廣州時陳沂、宋之的邀我參加部隊的電影工作，宋告訴我，全軍當時只有兩三部舊放映機，我想在一個空白點工作，比較容易藏拙，我婉言函謝了潘（在我一九六二年同潘相處的談話中，也慶幸那回沒有去上海）。

“有人請吃飯”，他就利用我們當臨時演員，包括丁聰、吳祖光、鳳子、孫景璐、陳歌辛等，待我們吃完了飯，他的工作也完成了。

四、重逢

日月如梭，轉瞬過了七年。時當一九六三年初夏，在東安市場的北門口，突然看到了一個陌生而又熟悉的面影——董慧。我們雙手緊握，眼眶內的淚花模糊了現實與夢境，也代替了傾訴不盡的語言。她告訴我，潘“釋放”了，現在住在京郊一個農場的“小別墅”，那裡可以種花，可以釣魚，時常能夠釣到大鯽魚。潘被允許到市內探親訪友，但他怕帶累人家，所以一直沒有進過城。我約他們每個星期都可以來我家。我說：“什麼影響、帶累，反正就是這樣；潘那頂帽子我戴起來不像樣，自由主義的帽子比較便宜，送一頂還可以湊合。”

星期天，潘和阿董來了，帶來了阿董去上海整理抄家剩餘物資，順便取來的兩瓶陳酒和幾條自己釣的鯽魚。我把它放到水盆中去，每條魚都吐出幾片茶葉。我們有很多話要說，但卻相對許久無言，終於從鯽魚與茶葉開始，潘說，在鯽魚口中塞幾片茶葉，可以多活兩三個小時……

我們首先談到一九五五年在上海的分別。他訴述他遭致入獄的前因以及當年的情景，他只強調自己的過失，表現了一個把一生獻給了黨的革命者的高貴品質。

他嚴責自己對人輕信，以致幾乎陷入敵人的圈套，雖然他沒有使黨的事業遭受損失。在引來一些流言蜚語之後，他向陳毅說要到延安見毛主席。後來，潘到了延安，在楊家嶺見到毛主席時，毛主席正在看檔案，他非常高興，和潘握過手，順手從旁邊書架上拿了一瓶酒，倒了一杯給潘，自己也舉起一杯祝賀潘工作的勝利。潘說，小資產階級的愛面子和個人英雄主義使他把要說的話嚥了回去。等到他離開延安時，他又深深後悔了。

五、預感

有些小事，可能說明潘的某種預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