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地走進車站附近的商店裡，為那五光十色的商品所吸引，而西德人則對此興味索然。類似這樣的細微差別格外受到西德情報機構的重視。

經過幾年的困惑之後，我們終於弄清了西德新的甄別方法。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洩露這一秘密的人不是別人，正是邁爾本人。他作為反諜報機構首腦走馬上任後，一心想有所作為。於是大張旗鼓地逮捕了16名由第三國混入西德的東德間諜。據各家報紙報道說，還有40個人正在受到審查。以前我們總是懷疑西德人是否有能力從成千上萬的旅客中認出混在其中的極少數幾個東德間諜。聽到這一訊息後，我們不再懷疑。邁爾的炫耀實際上等於把偵破我方間諜的方法和盤托出在我們面前。儘管損失慘重，我們還是安全撤回了許多處境危險的間諜，暫時停止了滲透活動。倘若邁爾對破獲的案子不聲不響，我們極有可能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被他矇在鼓裡。如果他只是有選擇性地逮捕一些間諜，或是等他們與所有潛伏特務接上頭之後再收網的話，我們的損失會更加慘重。一個情報首腦炫耀自己的結果是個人出盡風頭，而工作受挫。

如同這類大規模心理戰慣用的手法那樣，西德內政部不失時機地向我們的間諜勸降，呼籲他們自首投誠，以免遭逮捕。在東西德間諜戰中，這種敲山震虎的手段已司空見慣。但這次收效甚微。大多數的耳目和間諜都是與我們合作多年的老關係，對他們採用恐嚇手法一般不起作用。我們的大部分間諜具有堅定的政治信念，而且都受過心理戰訓練。再說，人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總是不願投誠自首的。在生活中，每個人都企望壞事不至於落到自己頭上。多數時候也確實如此、倘若厄運真的降臨，逃也逃不掉。

蒂奇曾是聯邦憲法保衛局的一位高階官員，1985年叛逃到我方。她告訴我們，過去10年裡科隆共查出200起偽造身份證的案子。根據我的估計，1972年到1982年間，我們共有30餘名間諜爆炸（在西德被逮捕）。還有百餘人被及時撤回。由於間諜一旦撤回便再也無法派回原處，邁爾搞的甄別行動使我們損失了大約100名出色的情報人員，可謂損失慘重！

儘管邁爾愛出風頭，可他想出來的這一套破壞我方在西德間諜網及控制點的辦法還是相當厲害。下一步他開始把矛頭對準我個人，到處散佈我已“來日無多”的言論。《國際先驅論壇報》登了一篇報道，題為：《米沙·沃爾夫是不是沒咒唸了對放在我辦公桌上的另一份西德報紙的大標題是：《沃爾夫一籌莫展》。

實情並不像報紙上渲染得那麼聳聽。我們的工作照舊進行。針對甄別行動我們對原有做法進行調整的同時，並未減少間諜活動。化名為漢內洛蕾的黑爾佳·勒迪格就是一例。當初吸收她為間諜的那個男子由於整日驚恐不安，不得不召回。為了不失去她，我們研究了人事檔案，找到另一位羅密歐候選人，一個化名格特的年輕特工。他已經頂替一個名叫克雷斯的西德公民潛入西德境內。真的克雷斯早已移居紐西蘭。

我決定親自出馬為他們穿針引線。原因之一是我很想見見這位給我們出了大力的黑爾佳女士。另一個原因是，她說現在面臨一個選擇，要麼隨頂頭上司調到財政部去，要麼留在總理辦公室。她透過東德的聯絡員給我們發了一封密電，問如何是好。面對如此幹載難逢的好機遇，我們左右為難。總理辦公室有我們的人確實至關重要。但另一方面，黑爾佳同她的上司工作關係非常密切。他對她極其信任，把有關預算和國內政治的材料交由她處理。若要留在總理辦公室，她是否還能享受這種待遇可就難說了。 1976年在奧地利因斯布魯克舉行的冬季奧運會給我們這次會面提供了很好的掩護。黑爾佳在奧運村附近租了一間平房。見面之後，黑爾佳表示願意接受已在西德的另一名特工充當她和我們之間的聯絡員。格特馬上出來與她見面。晚宴上，我滿懷希望地察言觀色，可並沒有發現有任何一見鍾情的跡象。不管怎樣，我們最後決定她去財政部更穩妥。於是，她調到了財政部，繼續向我們提供機密情報。

日久天長，黑爾佳與格特陷入情網。這一次的愛情既非逢場作戲，也非曇花一現。1979年我們被迫召回黑爾佳後，格特也被撤回東德。兩人終於可以結婚了。婚禮在風景如畫的小山城韋尼格羅德舉行。我這個媒人自然當之無愧地成為受到邀請的主賓。

不難想象，我的羅密歐們成了西方情報界絞盡腦汁研究的物件。外界也開始流傳各種各樣關於他們的傳說。《圖片報》刊登了12位為我們工作過的婦女的照片，旁邊的大標題是：《為了愛情當間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