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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伏人員的撤離路線總是事先商定好的。一般做法是通知需要撤離的間諜，經由風險較小的國家，如比利時、荷蘭或瑞士到達東德邊境檢查站，手持一本只有西德護照封皮，裡面空空如也的假護照。邊境官員知道這一事先約定的暗號。衛兵叫來指揮官，指揮官做個樣子，揮手放行。然後把逃回的間諜領到旁邊的一間小屋裡，用一臺專線電話機通知我們。

我大惑不解。大多數女秘書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她們的丈夫或同居的男人是化名在西德定居的東德間諜。這些男人通常頂替移居海外的西德人的名字。每一個逃跑的朱麗葉大概都是因為懷疑自己的身份即將暴露。西德當局究竟是如何發現她們是我們的間諜的？

顯然，西德人摸到了我們滲透方法的一些規律。過去我們一直傲慢地認為這些方法是安全可靠的。我當機立斷，決心一切從頭開始並作出了痛苦而必要的決定，招回更多的女間諜和她們的羅密歐。可惜，對於赫夫斯和她的丈夫，這道命令到得太遲了。夫婦兩人受到審判並被判2年徒刑。

後來才知道，1979年的一系列逮捕是聯邦憲法保衛局（西德反諜報機構）首腦更迭的結果。理查德·邁爾博士接替京特·諾勞任局長以後，大大提高了工作人員的業務水準。成績之顯著頗令我傷腦筋。他明示部下，想升遷就得兢兢業業，光靠關係玩兒不轉了。他還搞了一套甄別制度，對所有背景有疑點的人仔細審查。

起初，我們沒有認識到這一連串的挫折之間有什麼聯絡。在筆記中，我這樣寫道：

“西德情報部門開始對所有回國定居的歸僑或來訪者再一次進行全面甄別。過去，我們一直認為西德做不到這一點。他們現在的甄審令我們傷透腦筋。不論結果如何，我們今後必須有所收斂，暫不派人打入西德。還要時刻牢記：我們正在冒巨大的風險。這是一場真正的生死搏鬥！敵人近在咫尺。表面上的風平浪靜裡蘊含著極大的危險。間諜們無時無刻不在提心吊膽，安危未卜。只有意志堅強的人才能承受這一切壓力，同時仍對周圍環境保持敏銳的觀察力。”

我始終牢記，每一次行動背後都有一個活生生的人，一個信任我們並不惜豁出命去的人。一個情報首腦如果為了達到個人目的拿部下的死活當兒戲的話，用不了多久就會失去他們的尊重和信賴。

我們的間諜繼續紛紛落網。我仍然無法解開西德究竟採用了何種偵破手段這一謎團。通常，一個間諜在西德被捕後，我們會在總部展開調查，弄清偽造證件的部門裡是否混入了敵人的鼴鼠。這種猜疑對一個情報機構來說是最致命的毒藥。它損害了情報工作賴以生存的基礎……信任。有時甚至搞得人人自危。後來查明，我們的一些重要耳目相繼被捕原來是西德抓獲了我們派過去的聯絡員，對他們進行審問的結果。面臨慘重的損失，我們被迫撤回大批間諜。然而我們滲透的秘密究竟是怎樣被西德發現的仍然是個謎。

最初，我們手頭的唯一線索是從某個渠道得到的訊息，位於科隆的西德反諜報機構開始全面重新審查所有入境人員。負責為國外來訪者和回國定居歸僑辦理手續的部門裡新增添了一小批官員，其中多數人已退休。這些老爺爺們仔細查閱個人檔案，尋找某些特點。至於是什麼特點，我們無從知曉，只注意到從西德收到的所有情報裡都多次出現“甄別”一詞。我成立了一個直接向我彙報的工作組，負責查明西德到底依據什麼標準肅清嫌疑分子。

我們已知，年齡在25至45歲之間的單身男性旅客如果攜帶少量手提行李，或服飾髮型與身份證不完全吻合時會受到盤查。但過了很久才知道，西德情報部門嗅到了東德人的某些特徵。當時嬉皮士正在西德日益流行，在東德卻受到壓制。西德小夥子喜歡留長髮，尤其在外出旅行時。我們的特工人員，特別是那些培訓特工的教員們卻留著短髮。即便同是短髮，東西德的髮式也有著細微的差別。這些教員能培養出訓練有素的特工，可要他們訓練出一批真正的嬉皮士可就比登天還難了。

主要火車站的便衣警察一接到乘警的報告，立即對下車的嫌疑犯的一舉一動進行監視。例如，在東德長大的人一下車都會情不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