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改變他們窘迫的處境；何況多數知青始終也沒領略過一個人一間屋的喜悅。即便如此，她們的估計有助於說明，下鄉青年在頭幾年裡是不具備成家立業的物質條件的。　。　想看書來

婚姻政策（3）

也就是在這次會議上，周恩來專門談到知青“晚婚”與房子的關係。他說：要提倡晚婚。剛下去，不到20歲，下去後頭七八年，十來年，可以不發生住房的問題。以後他可以自給了，有了積累，再給點補助，到結婚時就可以另蓋房子了《中央政治局同志接見參加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和總後黨委常委擴大會議的同志時的講話》。。周恩來顯然瞭解知青住房問題的普遍性和嚴重程度，所以才會提出解決結婚住房，只能依靠知青自力更生，用七八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去一點一滴地積累。在這種形勢下，知青的晚婚應是勢在必行。當時的新聞媒介，一個勁地鼓勵知青在農村“紮根落戶”，同時卻又不遺餘力地倡導“堅持晚婚”，知青普遍缺乏安家的物質條件，是一個必須考慮到的經濟因素。

不過，國家所制定的知青婚姻政策在受到上述因素制約的同時，還受到了多變的政治風雲的牽制。這種牽制，很快使政策偏離了既定的軌道。儘管在1973年8月全國知識青年工作會議上，有關人士還在積極提倡“晚婚”，但第二年年初，新聞媒介對知青婚姻基調卻發生了顯著轉變。轉變的開端是由白啟嫻投訴報紙引起的一場風波。白啟嫻原是河北師範大學的畢業生，1968年被下放到河北省滄縣閻莊公社相國莊大隊“插隊落戶”。1972年與同隊一小學文化水平的農民倉促成婚，婚後生活平淡已極。她努力適應由大學生向農婦的角色轉變，燒火做飯、餵雞飼鴨、操持家務、侍奉公婆、生兒育女，構成了日常生活的主要內容。丈夫雖為人厚道，但不乏根深蒂固的夫權觀念，無故挨丈夫的打很快成了她的家常便飯。他們之間本來缺乏感情基礎，草率成婚，加之在文化程度、生活習慣上的鴻溝，她的婚後生活毫無美滿可言叢聰：《“紅”牌坊——白啟嫻婚姻問題調查追記》，《中國婦女》，1987年第8期。。她的婚姻受到父親的反對，也不斷遇到周圍人們的冷嘲熱諷。

1973年底，在一次口角中，與白啟嫻同在公社執教的一名教師將這起婚姻說成是個“醜（聞）”。白在盛怒之下連寫幾封信寄給各家報社。信中稱，“有人說嫁個農民沒出息，依我看，那種貪圖個人享受，看不起嫁莊稼漢的人最可卑”；“有人說，落在農村沒前途，我堅信在廣闊的農村奮鬥終生大有作為，前途無量”。為了駁斥各種非議，她不惜美化自己並不如意的婚事，將偶然湊合的婚姻說成是“決心紮根農村幹一輩子革命”的自覺舉動。白啟嫻的信適逢其時，當時以江青為首的極左派領導人竭力推波助瀾的“批林、批孔”運動剛剛拉開帷幕，正需要造就白啟嫻這樣的“反潮流”典型。

1974年1月27日《河北日報》以《敢於同舊傳統觀念徹底決裂》為通欄大標題，發表了她的來信和《編者按》。《編者按》吹噓她的信是“一篇生動的批林、批孔和進行路線教育的好教材”，並“希望湧現出更多的敢於與地主資產階級的舊思想、舊傳統觀念決裂，敢於反潮流的人物，這對於反修、防修，對於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有其深遠意義的”。不久，《人民日報》全文轉載了她的事蹟。

隨著白啟嫻名聲的鵲起，全國各地競相樹立自己的“白啟嫻”式人物。意味深長的是這些人物為清一###性，而且大多是在下鄉頭一兩年就嫁給當地農民的。當初的輿論壓力可想而知。但物換星移，昨是今非，曾幾何時，本來招致非議的人生抉擇卻成了贏得種種美譽桂冠的政治資本。以這種戲劇性變化為樞紐，宣傳喉舌關於知青婚姻政策的重心迅速由倡導晚婚轉向鼓勵知青在農村結婚。這一重心的轉移，主要是與極左派領導人大張旗鼓地將女知青嫁農民的現象加以政治化，並任意誇大曲解的做法呼吸相應的。同時應看到，大批“老三屆”青年陸續步入婚齡畢竟成為事實，這對婚姻政策的調整也會產生直接影響。　。。

婚姻政策（4）

作為婚姻政策調整的一個明顯跡象，1974年11月23日《人民日報》刊載了遼寧省海城縣《熱情關懷已婚下鄉知識青年的成長》的調查報告。與當時充斥報端的有關白啟嫻一類“與舊傳統觀念徹底決裂”的典型人物事蹟的報道相比，這份調查報告的基調平實得多，只是說：下鄉知識青年在農村結婚，安家落戶，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的一個成果。這份報告很可能是在知青主管部門主持下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