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比較關注解決已婚青年的實際困難，較少空洞乾癟的政治說教。《人民日報》發表的《編者按》強調了“隨著有些下鄉知識青年年齡的增長，需要引導他們正確地對待和解決婚姻問題”的重要性。同時指出：鼓勵下鄉知識青年帶頭實行晚婚，對改變早婚這種舊的風俗習慣，是個有力的推動。在青年們結婚以後，要教育他們認真搞好計劃生育。雖然這篇指導性文章仍兼顧到實行晚婚的必要性，但從1974年起，知青婚姻政策的重心顯然轉向了鼓勵青年在農村結婚。

1976年上半年，是極左派活動最猖獗的時候，也是知青工作受其影響最嚴重的一段時間，國務院知青辦對地方部門提出：“###搞拔根，你們就是搞紮根，這就是對著幹。”青年在農村“紮根”必須解決婚姻家庭問題，換言之，解決了婚姻家庭問題也就邁出了“紮根”的關鍵一步。至此，一個本來屬於個人私生活範疇的問題被居心叵測地與“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的政治目標緊緊聯絡在一起，極左思潮披靡所至，知識青年在農村成家立業的舉動得到更積極的支援和大力宣傳。

綜上所述，“###”期間知青婚姻政策是有明顯變化的，前期政策以提倡晚婚為中心，主要是基於國家經濟建設、推進計劃生育的需要，以及下鄉知識青年普遍生活狀況的考慮，應該說還是比較務實的；後期政策轉向積極鼓勵青年在農村結婚，與其說是為了適應大批青年步入婚齡的現實需要，不如說是受到極左派領導人政治行為有力牽制的結果。從1974年的“批林、批孔”運動，1975年的學習“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的運動，到1976年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與極左派領導人對國家政治生活變本加厲的干預如影隨形的，是知青婚姻的高度政治化，知青在農村結婚成家被不失時宜地貼上“與舊傳統觀念徹底決裂”、“堅決限制‘資產階級法權’”、“與###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對著幹”等蠱惑人心的政治標籤，至於這種鼓動會給知青帶來怎樣的後果顯然無人問津。

然而，婚姻政策的轉變是一回事，貫徹實施的成效則是另一回事。這是因為，後者不僅取決於決策者的努力，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取決於知識青年本身的意願。

婚姻率的分析

二婚姻率的分析

下鄉青年對待婚姻的態度，除了受到政府行為的影響外，還受著諸如生存條件、家庭背景、文化程度、年齡大小、價值取向等因素的左右。就絕大多數知青而言，在下鄉的頭幾年，戀愛婚姻還沒有提上日程表。“###”前的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成功地塑造了這代青年人清教徒式的戀愛婚姻觀。一種風靡的觀念是：優先考慮個人問題與革命的大目標是格格不入的。許多青年憧憬的是為解放全人類、實現共產主義的偉大事業奮鬥獻身，認為沉湎於個人的卿卿我我，意味著失去獻身的資格、禁慾主義的幽靈肆無忌憚地在青年中間遊蕩。不少人認為：男女之愛是骯髒的，只有同志和戰友的革命情誼才是可寶貴的。對於過早戀愛的知青，大家往往嗤之以鼻。在這種氣氛的擠壓下，墜入情網的知青往往會產生負疚感，自慚形穢，甚至產生離群索居的念頭。於是，緊閉初開的情竇，將求愛者一口回絕者有之；將熱情的情書交給領導者有之；將隱秘的情愛之火熄滅在革命祭壇前者亦有之。

生產建設兵團政治環境也助長了禁慾主義的瀰漫。在最初幾年，知青談戀愛屬於不可越雷池一步的禁區。輿論認為，知青到兵團的任務是“屯墾戍邊，反修防修”，談情說愛被看成“資產階級的思想”。極左思潮籠罩下的兵團，將“男女大防”奉為金科玉律，任何“越軌”行為常受到懲辦。有的連隊自定土政策；掌燈後男女青年接觸，必須有“領導”陪同；有的幹部專門稽查男女知青幽會，私拆情書，並拿到大會上宣讀，作為“階級鬥爭的反映”《北大荒風雲錄》，中國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第133、195頁；《紅土熱血》，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1頁。，或者扣上“侮辱婦女”的罪名。對###的公然踐踏，時常激化矛盾。有的青年不堪其辱，逃出境外，成為罪不可赦的“叛國犯”，甚至萬念俱灰，走上絕路《北大荒風雲錄》，中國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第10—12、181—183頁。。

相形之下，農村插隊青年所處的環境則寬鬆得多。農村的社隊組織缺乏高度集中統一的行政干預機制，況且農村早戀早婚的習俗源遠流長，農民對漸染此俗的知青不但不以為異，有的反因後者能入鄉隨俗增添了幾分親近感。於是，知青中第一批結婚者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