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們》，片中有一些壯觀的戰爭場面；在他去世前攝製的《十月的日子》表現了1917年的革命情景。此外，他還致力於列寧格勒電影製片廠的藝術領導工作，如同培利耶夫領導莫斯科製片廠的藝術工作那樣。對電影事業實行非集中化的管理，使蘇聯各製片廠獲得一種證明有益的獨立自主。扎爾赫伊和赫依費茨在戰後共同拍攝了他們那部引人注意的《以生活的名義》後，於1952年後分道揚鑣，各自拍了一些以現實生活為題材的影片。扎爾赫伊的《高空》是在社會主義大工程的工地上拍攝的。赫依費茨根據《茹爾賓一家》這部小說改編的《大家庭》一片在描寫工人生活的確切上超過了柯切托夫的原作。他還把契訶夫的小說《帶吧兒狗的女人》完美地改編為電影，而在《魯勉採夫案件》中，他利用偵探故事的情節反映了蘇聯的日常生活，同時批判了某些習俗。

這種傾向在萊茲曼的傑出影片《生活的一課》中也可見到。影片的主人公是一個大工地的工程師，他自高自大，自以為了不起，以致幾乎和全家都鬧翻，這和費里尼那部《道路》中粗暴的藏巴諾沒法同可憐的傑爾索米娜相處一樣。萊茲曼在蘇聯境外很不為人所知，他是蘇聯最優秀導演之一，最善於描寫年輕夫婦之間的關係。《如果這是愛情》一片敘述莫斯科一個新住宅區裡青年人之間的愛情故事，他借這個故事揭露了社會上某種形式的偽善。格拉西莫夫很久以來就致力於製作一部場面浩大的三部曲，以饒有風趣同時又尊重原作的手法改編了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然後，他又回到現代主題，拍了《人與獸》一片。卡拉託卓夫從前是一個攝影師，1930年開始導演了一部畫面很美的《斯瓦涅其的精華》。他由於忙於其他職務（大戰期間他曾任駐洛杉磯好萊塢的領事），所以在此後二十年間只攝製了二三部影片（其中有《飛行員瓦萊裡·契卡洛夫》）。後來他又回到導演工作，拍了一部質量不高的影片《陰謀》，但是，後來他攝製的《木筏上的三個人》對蘇聯電影的復興卻頗有貢獻，因為他在片中激烈地抨擊了某些妄自尊大的達官要人。這種批判的傾向後來在《墾荒先鋒》（描寫處女地墾荒的生活）中也再次表現出來。繼這部影片之後便是他的傑出作品《雁南飛》。這部表現被戰爭與死亡拆散的情人的悲劇充滿浪漫主義的激情。它在表現士兵出發與歸來的鏡頭中、在主人公的陣亡和傷員們發出的反戰呼喊中達到了最**。雖然有些場面值得商榷，例如飛機轟炸時發生的，但是人物對話的真誠，如同塔基亞娜·薩莫伊洛娃感人的演技一樣，使得這種影片獲得它應有的國際成功。卡拉託卓夫此後導演的《一封未寄出的信》儘管造型上十分成功，卻也沒能象《雁南飛》那樣成功，這部影片的優美畫面也應歸功於烏魯謝夫斯基，他是頓斯闊伊和普多夫金培養出來的攝影師。

米哈依爾·羅姆在1945—1955年間境況很壞，只拍攝了一部場面過於宏偉的《海軍上將烏沙闊夫》以及一些以外國為背景的影片（如《俄羅斯問題》、《但丁街兇殺案》①）。他以《一年中的九天》一片開始他第一部偉大的作品，這部影片對那些研究原子的科學家中間產生的現代憂慮不安作了深入的描寫。在這部重要影片之後，他又拍了一部獨特的蒙太奇片《普通法西斯》。米哈依爾·羅姆在電影學院任教，培養了許多年輕的電影工作者，這些人在1950—1960年間形成了蘇聯的兩個“新浪潮”。①原名《第五縱隊》。——譯者。

民主德國

德國的電影藝術在希特勒上臺前甚為繁榮，戰後在這個備受蹂躪的國度裡復興得很慢，因為已故的戈培爾早已把最優秀的電影工作者排擠掉了。盟軍的佔領把德國瓜分為四個區域，區域之間幾乎不存在電影方面的交流。

電影生產首先在柏林的蘇聯佔領區內由德發公司恢復起來，這家公司以後成了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政府控制的國家公司。早先曾經拍過一兩部商業影片的沃爾夫岡·斯陶特以《兇手在我們中間》一片顯示出他強烈的個性。後來，他以一種稍嫌誇張但運用自如的手法導演了德國悲劇中的兩幕：在《輪班》一片中透過勞動者的生活表現納粹的統治，在《臣僕》（根據亨利希·曼①的原作改編）中表現威廉二世時代小資產者的民族主義狂熱。①亨利希·曼（1871—1950）：德國小說家。——譯者。

德發公司最初獲得成功的一部影片是《黑暗中結婚》，它揭露了希特勒的排猶主義把一對演員夫婦逼上自殺的絕路。該片導演古爾特·梅切克接著又在《彩色格子布》一片中透過一個女僕的生活表現德國三十年間的生活狀況，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