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她是性感女郎,只讓她在一些“無袖長衣片”2中擔任角色。她得去羅馬拍。艾裡克會製作一部阿蘭將為伊萊娜導演的影片。我們為自己的計劃感到高興。大家發脾氣、估價,開心地吃著豆油酸韭蔥,那是伊萊娜星期六晚上下的選單。瑪格麗特喜歡艾裡克從巴黎帶來的肥鵝肝(很奇怪,吃的東西比談話的內容記得更清楚)。瑪格麗特對艾裡克很感興趣,因為他掌管著做生意的秘密資金。但所有來諾弗勒我家中的男性朋友都使瑪格麗特感興趣。假如她認同我的選擇和趣味,那真是太好了。
那幾年,似乎一切都是可能的。所以,大家都高高興興的。大家將再去拍電影。很快就要到1968年了,大家將重新創造世界。
我們不在一起重新創造世界。瑪格麗特在“作家之家”寫的一篇政治性文章,詳盡得像一部小說,使她大力宣揚的“大學生——作家行動委員會”砸鍋了。過河拆橋,這不是她的風格。就像十五年後,她獲得龔古爾獎榮譽時,與她好不容易得到的一致決裂一樣。她為了自己的利益,毫無證據地指控一個名叫克里斯蒂娜 · 魏爾曼的母親殺了自己的兒子。採取這種立場,對大多數人來說是不可饒恕的,但她卻感到心安理得,她更習慣於充當巫婆這個角色。她不能忍受與別人一致。
1968年5月,在作家們當中,她沒有這種危險。她的“政治性”文章敘述了知識分子們試圖進行集體思考時所出現的混亂,其中的詼諧多少有點故意。
至於我,我在電視臺當一個電影節目的製片,我遇到了工會的鬥爭,我覺得自己是個左派,正如汝拉丹先生1寫散文一樣。我覺得行動委員會的策略比工會更明確,更不含糊。事實上政治色彩也更淡。矛盾的是,人們因不問政治而成為革命者,假如政治意味著長時間投機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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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 (二)(6)
短期內,“抵制”法國廣播電視局擺上了行動委員會的議事日程。我全力投入。回來時,我被電視臺解僱了。我知道一個人假如出格,馬上就會被開除。殘酷的教訓。開除將起連鎖反應,使我狼狽不堪。
瑪格麗特卻向我祝賀:
“太好了。不用工作了。烏塔和他的夥伴們也不想工作,他們明白了。”
我不知道他們明白了什麼。瑪格麗特失去了理智,我默默地等待她越來越瘋狂:
“年輕人應該拒絕工作。”
她是在麵包店旁邊的馬路上說這句話的。我現在還記得起地點。這句話使我印象深刻,就像她說的其他許多話一樣:“但願世界走向滅亡,那是唯一的政治。”
這種宣言使我隱約發現,瑪格麗特不再像我那樣“政治化”了。但是今天,她的那種烏托邦使我覺得非常誘人。她對世界的預感令人震驚。在這個世界上,工作神聖不可侵犯的價值甚至已受到政府的質疑。
1969年,瑪格麗特走向了實用性。她寫了《摧毀吧,她說》,並尋找拍電影的資金和地點。我的朋友讓 · 萊爾在梅斯尼爾…奧普東的府邸很適合她。哪怕讓 · 萊爾是巴黎和荷蘭銀行的董事總經理,瑪格麗特也要嘲笑他。相反,她嚴肅地斷言,在一個銀行家家裡拍《摧毀吧,她說》,等於宣佈革命開始。誰也沒有犯錯。幽默和革命不會並道而行。一位熱情而憂鬱的年輕女演員尼古拉 · 伊斯打著她的旗號。
70年代,有一位更加輕佻的女演員亞歷山德拉 · 斯特瓦爾,我跟她到洛特河去釣魚,她彎腰對著晶亮的河水,輕輕地說:“鱒魚,她說。”1
當我把這句俏皮話告訴瑪格麗特的時候,她沒有笑。1968年夏天過去了,但還有一些玩笑不能開,那就是與她的作品有關的玩笑。
女友杜拉斯 (三)(1)
瑪格麗特經常遇到艾裡克在諾弗勒上小學的女兒。自從她們的母親放棄撫養她們的時候起,她們就與我們生活在一起。瑪格麗特常問我:“她們的母親真的成為流浪者了?”“她們的母親真的拋棄了她的孩子們?”“完全拋棄?”“那女人,她有情人嗎?有沒有?”
我總是這樣回答她:她們的母親喝得太多了,有一次,她決定不再插手教育女兒。瑪格麗特似乎心蕩神移,對這種可以說是令人痛心的情形大加讚賞,而我每次都覺得有必要這樣說清楚:“事實上,她們的母親不介入,對我來說更乾脆更容易,但小傢伙們遭受了一種如此徹底的喪母之苦,我無法減輕這種痛苦。”
瑪格麗特點點頭。她思考的時候,有一種特別的方式:縮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