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其中不少人在中國的宮廷中供職，能夠獲得其他任何旅行者不可能得到的中國及其文化的知識。他們寫了大量有關中國的記述，傳播給法國和歐洲的公眾，這使得法國人對中國的瞭解超過了對歐洲的瞭解。就在這個時期，中國的《論語》、《大學》（以《中國的智慧》為名，於1662年在法國翻譯出版）、《中庸》（以《中國政治道德學》為名，於1663年在法國巴黎翻譯出版）、《孟子》等四書，以及《詩經》、《書經》、《易經》、《禮記》、《春秋》等五經，還有《樂經》、《孝經》、《幼學》，被翻譯成西方多種文字在西方發行。

經過耶穌會士們近百年的傳播，終於從1685年到1789年，在歐洲形成了100年的“中國的文化熱”，法國的巴黎大學，成了“中國文化熱的中心”。中國、孔子、儒學，“在歐洲獲得了前所未有過的知名度”。儘管18世紀的法國是“英國的世紀”，但是，中國“似乎比英國更受青睞”。1769年有人寫文章說，“中國比歐洲本身的某些地區還要知名”。

在這個歷史時期，歐洲正處在從中世紀的封建社會向近代資本主義社會轉變階段。在新的歷史時期到來之前，需要有近百年的思想準備，要逐步形成新的思想和理論。這個思想準備階段的主要特點是，義大利文藝復興的新思想，與耶穌會士傳入歐洲的儒家思想，這兩種思想之精華的整合。法國文學史創始人朗松認為，自1680至1715年期間，是文藝復興以來的歐洲文明與中國的儒家思想相融合，進而形成啟蒙思想——法蘭西社會精神的大變革時期。

在17至18世紀的歐洲，有一批大思想家，都曾經非常狂熱地崇拜中國文化，如：伏爾泰、萊布尼茨、費爾巴哈、魁奈、歌德……。他們“發現，令他們驚訝的是，在兩千多年前的中國……孔子以同樣的方式思索同樣的思想，並進行了同樣的戰鬥”。於是他們把孔子的人道主義價值觀、民主觀、平等觀、自由觀、博愛觀，視為“天賜的禮物”，魁奈在他的《中國****制度》一書中宣告：“中國的學說值得所有國家採用為楷模。”費爾巴哈也宣稱，法國要想繁榮必須“以儒家的道德代替基督教的道德。”就是這些啟蒙學者們響亮地提出，要向歐洲“移植中國的精神”。這就表明，中國的儒家思想，已經成為他們“自由、平等、博愛”等民主思想的一個重要來源和依據。“孔子成了18世紀啟蒙學者們的守護神”。

18世紀法國大哲學家、啟蒙運動的領袖和導師伏爾泰對儒學的讚賞可以說無以復加，在他的手裡，儒學成了反對神權的思想武器，他說：“作為一個哲學家，要知道世界上發生之事，就必須首先注視東方，東方是一切學術的搖籃，西方的一切都是由此而來的。”他是一位睥睨一切傳統權威的批判家，但對於中國的傳統權威孔子卻非但不敢小覷，反而推崇至極。他把孔子的畫像掛在家裡的禮拜堂裡朝夕膜拜，並以儒家思想文化為武器，抨擊基督教的****。在他心目中，奉行儒家的中國是開明的****君主制的典範，那裡有真正的信仰自由，佛教、道教、喇嘛教都可以自由傳道，大家相安無事，政府只管社會風化，從不規定民間的宗教信仰。他還說中國人是“所有人中最有理性的人”。當然，伏爾泰推崇中國的儒學文化，主要就是看到其中有一種他在當時歐洲現實中難得見到的“自由”精神（其具體表現就是宗教寬容）。伏爾泰還看到，孔子和西方古代賢哲一樣有“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或“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信條，並“提倡不念舊惡、不忘善行、友愛、謙恭”，“他的弟子們彼此親如手足”。顯然，這就是“博愛”的本義，因而也就和“自由”與“平等”的信條息息相通了。

伏爾泰認為：中國文化傳入是對西方文化一次巨大的“文化衝擊”，中國文化被發現，對西方思想家們來說，是與達伽馬和哥倫布在自然界的新發現，具有同等重要意義的一件大事。他說，當中國已經成為廣大繁庶而且具有完善而明智的制度治理國家的時侯，“我們（歐洲各國）還是一小撮在阿爾登森林中流浪的野人哩”！他認為人類文明、科學技術的發展，都是首先從中國那裡開始的，而且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遙遙領先。

伏爾泰甚至大聲疾呼；法國要“全盤華化”！他主張，每個法國人都應該把“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作為自己的座右銘。

除了伏爾泰，法國哲學家費爾巴哈，與狄德羅、愛爾維修同是法國18世紀啟蒙運動中，最傑出的唯物主義哲學的代表人物，都是“百科全書派”的領導人。他們也都非常推崇儒學。德國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