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他什麼風波，來便好了！”

冰盞衚衕，賢良寺，外官居舍。

林義哲看完了剛剛寫好的“西國孝歌略論”，微微點頭，眼中閃過滿意之色。

兩宮皇太后要他寫的那篇文章，此時已經完成了。

他當然明白，兩宮皇太后要他寫這個，目的是什麼。

事實上，在後世他學會了獨立思考之後，便發現，越來越多的史實，顛覆了他腦中的學生時代教科書灌輸給他的以往所謂的“以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派”這一類的觀念。很多事實證明，在19世紀60年代的中國，主流知識分子仍然固執地滯留在傳統之中；相反，以慈禧和恭親王為首的清朝政府高層，卻走在了“主流知識分子”們的前頭！

林義哲想象著這篇文章一旦發表之後，會引起士林怎樣的反應，便冷笑不已。

此時的他，腦中忽然閃過了一個念頭。

上邊既然想要借自己破題，解決洋務運動前路上的障礙，那自己何不把這題目，做得大一些？

這個想法如同火星一般，立刻在他的腦中，形成了燎原的烈火！

呵呵，你們不是就喜歡抱著孔孟之道不放嗎？那我就拿孔孟來堵你們的嘴好了！

作為一個從後世來的熟知歷史的穿越者，他當然知道，西方政制之所以能在近代領先於世界，其實也有中國古代政治文化的功勞。

中國古代文化對於世界文明的貢獻，不是隻有“四大發明”，以“四書”、“五經”為代表的政治文化，對於人類近代文明也有過積極的貢獻。明清之際，歐洲的耶穌會傳教士歷經千辛萬苦，溝通中西文化，把中國當時的主體文化——儒學——程朱理學，用輪船運往17—18世紀的歐洲，在那裡曾經形成過100年的學習中國文化的熱潮，儒家思想與義大利文藝復興以來所形成的歐洲新思想相結合，成為歐洲近代歷史發展的主導精神——啟蒙思想的一個重要思想淵源。法國啟蒙運動的領袖伏爾泰就是中國儒學在歐洲最有力的鼓吹者，他和他的“百科全書派”把中國儒學，作為反對神權統治下歐洲君主政治的思想武器；程朱理學——新儒學，成為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創立古典哲學的依據，並用以反對羅馬教廷的啟示神學；被稱為“歐洲孔子”的魁奈，以儒學為依據，開創了近代歐洲政治經濟學的新紀元，為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形成與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

近百年來，中國人、東方人都公認，現代民主就是西方的民主，它起源於歐洲。學習、借鑑，乃至全盤照搬西方的民主，也就成為許多近現代中國人的思想熱點。在後世，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很多人都認為，中國的傳統文化是實現社會現代化的一種文化上的障礙、精神上的阻力。然而，在半個世紀以前就有西方人指出，以儒學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曾經是17—18世紀歐洲資本主義社會，形成和發展的一種精神動力！

在原來的歷史時空，林義哲就深刻地懂得，文化或是文明，都是人類共同勞動與智慧的結晶。人為地把文化分為東西兩個對立的體系，只看各種文化之間的矛盾與衝突，不看各種文化之間的對話與交融，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一種文化偏見。這種文化偏見，在後世已經成為人類文明走向未來的一種精神障礙！

現在的清流們不會想到，在後世，由於近代百年來的屈辱歷史，加之西方列強的“西方中心論”大行其道，在中國人當中培植起一種扭曲的文化心理。愛走極端的中國人對於自己民族的文化和歷史，由原來的高高在上不容褻瀆變成了看不起也不願看的妄自菲薄，這種觀念已經成為後世的中國人心靈上一付沉重的精神枷鎖！

清流們當然也不會知道，中國的儒學在歐洲的影響巨大，17世紀末至18世紀末這一百年，在歐洲逐步形成了“中國文化熱”！

而清流們的後人——後世的憤青不願意知道也不願意承認，在他們津津樂道的從明代開始的“西學東漸”時期，同時也是“東學西漸”的時期！

第二百零三章以彼之矛，攻彼之盾

早在1699年（康熙三十八年），白晉著《中華帝國史》一書出版，此書的序言，充滿了關於中國政治文化的客觀資料。他認為“儒學畢竟預示著一種一般的全球性道德觀的可能性；漢字也蘊含超越方言、地形的全球性語言的希望”。這兩個方面後來也被聰明的哲學家萊布尼茨所運用。

從17世紀中葉以後，大部分在中國的傳教士是法國人。他們都受過高等教育，有豐富的學識，在中國長期居住，並且熟悉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