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追問他們的底細。現在想起來，雖然當時已經從村裡一些主要幹部身上，感覺到一種專橫獨斷的作風，也只認為是農村工作不易避免的缺點。在錫花身上，連這一點也沒有感到。所以，我還是想：這些民憤，也許是她的家庭別的成員引起的，不一定是她的過錯。至於結婚如意不如意，也恐怕只是局外人一時的看法。

感情的變化，是複雜曲折的，當初不如意，今天也許如意。很多人當時如意，後來不是竟不如意了嗎？但是，這一切都太主觀，近於打板搖卦了。①打板搖卦也是一種期望，即期望著和他一起生活過的那些人們生活得更好。孫犁對於他所關心的那些人們，總是懷著長久的繫念和深深的祝福。

在劉村，孫犁住在村北頭一家三合房大宅院裡，這原是一家地主，姓鄭，房東是抗日干部，不在家，房東太太也外出，看女兒去了。只有一個老傭人看家，並幫孫犁做飯，閒時也坐在椅子上陪孫犁說會子話兒。他叫白旦，在農村，是被看作缺個魂兒、少個心眼兒的那種人，其實卻是極其質樸的貧苦農民。他有一隻眼睛不好，老流淚，不斷用一塊破布去擦。有時，孫犁在寬廣的庭院裡散步，他就靜靜地坐在臺階上，一時間，像失了思想的木偶似的，一動也不動。夜晚，孫犁在屋裡點起一些秫秸取暖，他便蹲在一邊，就著火抽菸。他的形象，在孫犁心裡造成了一種沉重的感覺：“他孤身一人，年近衰老，尚無一瓦之棲，一壟之地。無論在生活和思想上，在他那裡，還沒有在其農民身上早已看到的新的標誌。”同樣，在十幾年以後，孫犁也把他的祝福送給了這位老人：1948年平分土地以後，不知他的生活變得怎樣了，祝他晚境安適。①鄭家對門，是婦救會主任的家，在這裡，孫犁卻有一段他十分不願意碰到的“豔遇”。

孫犁已忘記這家姓什麼，只記得婦救會主任有一個男人似的名字——志揚。志揚的丈夫在外面跑生意，家裡只有她和婆母。婆母外表黑胖，工於心計，一照面，孫犁就看出了她這一點。孫犁初到鄭家，村幹部很是照顧，她以為來了重要上級，親自過來看孫犁，顯得很親近，一定約孫犁去她家坐坐。第二天，在平時人們吃罷早飯的時候，孫犁去了。她正打掃庭院，庭院顯得整齊富裕，新油飾的門窗，閃著亮光。她叫孫犁到兒媳屋裡去，兒媳也在屋裡招呼他去。他走進西屋，卻見主任還沒起床，“蓋著耀眼的紅綾大被，兩隻白皙豐滿的膀子露在被頭外面，就像陳列在紅絨襯布上的象牙雕刻一般。”①見此光景，孫犁急忙卻步轉身，婆母卻在外面吃吃笑了起來。從此，孫犁再沒有到她家去過。

有時在街上遇到她，她也變得非常冷淡了。這並非因為孫犁的“迂”，而是因為她看透孫犁既不騎馬，也不騎車，只是一個身著粗布棉衣，挾著小包東跑西顛的行腳僧似的幹部。確實，孫犁進村以來，既沒有主持會議，也沒有登臺講演，她看準這種幹部主不了村中大事，得罪了也沒關係，更何必設局奉迎？

這戶人家在1948年冬季被鬥爭。聽到這個訊息，孫犁一點也不驚異。

在這期間，孫犁曾將妻子和兩個女孩子接來，同住了幾天，為主人看家盡職的白旦，卻有些不耐煩。在送她們回家的路上，坐在農村用牲口拉的那種大車上，因為天氣還冷，妻子將雙手插在他的棉襖口袋裡，在夕陽照耀下，她顯得很幸福。在人生的長河裡，這一瞬間的表情，永遠留在孫犁的記憶裡了。八年抗戰，鵲橋難搭，她即將四十歲，臉上的面板，已變得粗糙了。

在村裡，孫犁還遇到了一位老戰友。他叫鄭松如，十幾歲參加抗日，原在冀中區的印刷廠工作，後來調到《晉察冀日報》，仍在印刷廠工作。兩人雖然頭回見面，由於經歷相仿，所以談起來非常親切。

他脫離工作已經有四五年了，說起來也是人生的一段不平常的故事。原來，他父親多病，娶了一房年輕的繼母。繼母足智多謀，一定要他回家；他不肯，聲言抗日為重。繼母便給他說好一門親事，新婚之後，“枕邊私語，重於詔書”，松年果然不再回山地，“脫鞋”，（妥協）了。

在革命隊伍裡，“脫鞋”是丟人的事，但松如此刻和孫犁談起來，已經沒有慚怍之態，倒是對孫犁困苦奔波的生活，時露嘲笑的神色。如此，每當孫犁好言相勸，談到“歸隊”，他就託故辭去。

一天，他把孫犁帶到家裡去。那是一處富家人的大宅院，雖有破落之象，但規模未減，孫犁被讓進洞房，看到了他那按年齡來說顯得肥胖了些的新婦。新婦看見生人，溜下炕來出去了。因為是老戰友，孫犁並不客氣，靠在疊得很整齊的新被壘上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