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經驗是：認真地做一次群眾工作，就是對自己的認識和思想情感一次提高。如果再根據這些體驗，從事一次創作活動，那就又是一次提高。①生活是充實的，但很少有讀書的機會。而且，他上中學以後漸漸積累起來的那些書，一部分損失於抗戰，一部分損失於土改。抗戰期間，他的書成了危險品（因為大部分都是革命書籍），家裡人只好忍痛燒掉，或是換了掛麵，熟肉。至於土改時，因為他的家庭成分是富農，一些書被貧農團拿走，當時農民已普遍學會裁紙捲菸，鄉下紙張難得，這些書便改了行——做了捲菸紙了。

這時孫犁正在饒陽縣張崗小區參加土改，上級發了一個通知，要各村把鬥爭果實中的書籍上繳小區，由專人清查保管。在張崗小區，這件工作落在了孫犁身上。

書並不多，全堆在一間屋子的地下，而且多是古舊破書，已經不大能夠捲菸。孫犁因家庭成分不好，又正受著批判，不敢染指於這些書籍，全把它上繳縣委了。

在鄉間工作，沒有什麼買書機會，偶然遇到書本，也只能用打游擊的方式，走到哪裡讀到哪裡。

有時也能遇到中意些的書，這時真有知己之感。1946年在蠡縣時，從縣城集市的地攤上，買到一冊商務出版的精裝本《西廂記》，他帶在身邊看了一些日子，後來送給蠡縣一位書記了。翌年在饒陽，《冀中導報》設在張崗的造紙廠，因為常常收買舊書，他又常到這家紙廠吃住，有時便也能從堆放舊書的棚子裡撿出一兩本有用的書（如《書譜》之類），使它暫免“回爐”之災。

在河間工作的時候，每逢集日，都可以看到推著小車販賣爛紙書本的小販。有一回，他從小販那裡竟買到一部初版的《孽海花》；他一直儲存著這本書，進城後才送給一位新婚燕爾、即將出國當參贊的同志。

大體說來，當時的環境沒有、也不可能給他提供良好的讀書條件。由於種種原因，健康水平又開始下降。他在前面說的那封給田間的信裡，承認自己存在著創作苦悶，雖然他又解釋說：“……創作的苦悶在我並非主要的，而是不能集中精力工作，身體上的毛病，越來越顯著，就使自己灰心喪氣起來。”這是給朋友的信，也許只是一時的或極而言之的話，但我們不能否認，他這時在健康和心境方面，是存在著一些問題了。

自然，如前所說，生活上還是深入的、紮實的。他說過，他們那一代作家的主要特點，是從生活走向創作。縱使他在某個時候，在健康、情緒等方面處於“低谷”，那火熱的生活也會召喚和推動他走出這個“低谷”的。

鳳凰再生了

解放戰爭之初，他因為在冀中農村工作，一半是環境驅使，一半是興之所至，他曾熱衷於民間說唱形式，寫了一個時期的大鼓詞。他那時認為，大鼓詞這種形式很好，很為群眾喜聞樂見。他以為自己這樣做的結果，對他以後寫詩、寫散文，都很有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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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他在抗戰時就對寫詩產生過濃厚的興趣：“那時行軍走在路上，時常湧現一些詩句，在那些年月，詩的句子經常反映到頭腦裡來，一點也不奇怪。休息了，掏出小本子，放在膝蓋上，詩的句子短，抄寫方便，很快就記下來了。風裡雨裡，能寫，黎明黃昏也能寫，那些年容易產生詩人。”①因為當記者的緣故，他當時寫的是敘事詩，如《兒童團長》，《梨花灣的故事》、《白洋淀之曲》②等。他認為，詩以質取勝，很難寫好，至少比散文難，因而嘗試了一段時間後，暫時和詩分手。

抗戰勝利後，從延安回到冀中寫大鼓詞，在某種意義上，也是承繼了他寫詩的餘績。當時，他的作品還不算多，但，嘗試的形式已經不算少了。在同時代作家中，他的創作路子還是比較寬的。這會沾些便宜：譬如渡河，他不是靠一隻獨木舟駛向彼岸，他可乘的船比較多，根基穩健一些。

可惜，他的大鼓詞留下來的不多，我們只能看到兩篇：《民兵參戰平漢路》、《翻身十二唱》①。前一篇寫1946年蔣軍進佔張家口後，民兵如何組織起來參戰、破路；後一篇寫土改後翻身農民的生活。前者出場的人多，有較完整的故事，開頭便是：“說的是，8月9月大秋天，莊稼全拉到了場裡邊……”從內容到語言，都具有鼓詞的特點；後者主要寫一個三十八歲的單身漢孫老德，土改後如何分房、分地、娶親……沒有連貫的故事，句式短，更像詩，但也可以演唱，很像說書人在“正篇”開始前演唱的一個“小段兒”。我們還注意到，《翻身十二唱》用了“紀普”的署名，這個署名雖然不是第一次用，也是用得比較早的一次，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