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戰爭年代，他和群眾相處，確實還說得上融洽：

在那種環境，如果像目前這樣生活，我就會吃不上飯，穿不上鞋襪，也保全不住性命。這麼說，也有些可以總結的經驗嗎？有的。對工農幹部的團結接近，我的經驗有兩條：一、無所不談，二、菸酒不分。……對於群眾，到了一處，我是先從接近老太太們開始，一旦使她們對我有了好感，全村的男女老少，也就對我有了好感。直到現在，還有人說我善於拍老太太們的馬屁……①說到接近群眾，他還遇到過一件事情。

那是1947年夏天他在博野參加土改的時候。有一天，他到一個很窮的人家去訪問，招呼了一聲，出來一個紅眼睛的婦女，抱著兩個光屁股孩子，一個吊在Ru房上，一個幾乎要從她的臂彎裡溜下來。他覺得這是個邋遢女人。坐定後，問到村裡情況，她又什麼也說不清，支支吾吾，有些害怕。孫犁又覺得這婦女有些傻，甚至替她丈夫惋惜，怎麼會娶這樣一個人當老婆。可是見到她丈夫之後，他不惋惜了：這個男人更膽小，你給他說話，他裝聾作啞，叫人難以忍受。他叫“老蔫”，受了一輩子苦。在生人面前不敢說話，有時說上一半句，別人一笑，他就吞回去，笑笑完事。他最能忍，受的罪也最多，並且得不到同情，好像生來就該受罪。

但他們開過幾次會後，情況變了。在會上，孫犁有意讓他多說話，同情他，鼓勵他，漸漸地，他變得聰明、活潑起來，孫犁也覺得他勇敢、可愛了。他總是細心地聽著“老蔫”的每一句後，覺得話從他嘴裡說出來，才有價值。因為，“老蔫”並非生來就“蔫”，“蔫”是受壓抑的結果。現在不蔫了，說話了，這就是一個解放的過程。

一天開會，孫犁說窮人的血汗供養了地主，他正慚愧自己的話單調乏力，“老蔫”說話了：“你說的一點汗一點血真是不假，汗是血變的，我試過，我接了一碗底汗曬在日頭爺下面，幹了是紅的！”

我聽了驚心動魄。汗能接在碗裡，汗能曬成紅的。他為什麼要做這個試驗，他有多少汗流在地主的田裡？

他沒有說出這些感想，有感想的難道都是我們這些人？但從他這一句話，我更加尊重他，尊重他的意見，我想，翻身就是要叫他這樣的老實“無能”的人翻身吧！翻身的真理，就在他的身上！①這個簡單的故事，很真實地反映了孫犁學習做群眾工作的過程。他是一個作家，他屬於自己的時代；他做群眾工作的過程，也就是他成長為一個作家的過程。

在他看來，這道理也很簡單：到什麼地方，就踏踏實實地工作吧，先不要考慮怎麼對創作更有利，沒有這方面的目的，有時反而能得到這方面的收穫。事實上，每一個作家的出現，並不是他先有意想當作家，大都是他在一個地方認真工作了若干年，又不斷地寫作，慢慢地也就成了作家。②

這也可以看做他對自己的創作經歷的某種說明。在他看來，生活經歷對寫作非常重要，但還必須關心群眾生活。“不關心別人，是寫不好作品的，我自己寫作品，常常感到生活不夠，路子窄，本錢少。比如寫戰鬥，我就寫不好。一位熟識的作戰科長看了我描寫的戰爭場面，對我說，“你寫的這叫打仗嗎？’一位在太湖養病的同鄉看了我的書，說我寫的戀愛也不帶勁。這都是因為生活上的欠缺。作品裡的生活是不能賣弄玄虛的，一分虛偽也是看得出來的。我們要多認識一些人，多經歷一些事。也許今天用不著，明天還會有用的。”①在實際生活中，他會品察細節，也會處理細節。1946年7月31日他給康濯的信②裡說：“我覺得寫小說的好處表現在作者對生活的深入調查研究，用心的觀察體會，因此它不與主題思想兩家皮。”

他覺得他生活過的山地人民非常單純可愛，“例如老太婆，雖是常常耍個心眼，但是她也叫我同情，心眼也簡單可愛呀！”他回顧自己在戰爭環境裡經常打起揹包下鄉，用自己的親身體會告訴青年作者：假如在冬天，你揹著行李到了老鄉家裡，老鄉提議打通腿睡覺，你不能反對。假如房東家有病人，你因為高興而唱歌，也會搞壞關係。農民不明白“作家”是怎麼一回事，不會給你特別的禮遇。“他們只知道你是念過書的人，能寫會算，村農會就求你寫標語，村公所求你打統一累進稅，抗屬求你寫信……這一切，你都不能拒絕，而且要做得好。”“當你給他們做了很多事情，群眾敬愛你，也是好現象。只要你真正能給他們解除疑難，群眾是最不負心的。”他這樣告訴別人，他自己自然是這樣做的。在經歷了這些生活之後，他進入創作，而且把生活和創作兩個齒輪，變成了提高自己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