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為過的，透過在帝國內部強硬推行《貨幣金屬管制法案》，張康仁在一戰之前為中央儲備局持有55172噸的白銀，市值約合2。73億英鎊，據統計佔據當時中國國內白銀總量的75％以上，在整個一戰前期，張康仁不斷拋售中央白銀穩定住國際市場的銀價，1917年，隨著帝國大規模參戰，國際銀價巨幅飆升，張康仁選擇果斷在1918年底將白銀拋售一空，用於購置英法美俄等協約國的國債和兌現黃金，籍此全面調整為金本位貨幣制度。。

除此之外，在戰爭爆發前期，為了抵消戰爭導致銀價提高的風險，中央儲備局大量呼叫貨幣儲備購置軍工業股票和資產，而僅僅是在戰爭期間低買高賣這些資產，儲備局從中獲利就接近1。7億英鎊。

一戰結束後的1919年1月，帝國央行和中央儲備局在持有2714噸黃金的基礎上（沙俄黃金可是不能公佈的哦，怎麼都不會認帳的，當年日本也一直不認帳啊，所以到今天，俄羅斯對日本還是很陰狠，這就叫報應），不僅償還了帝國拖欠外國的債務，還持有英法美俄等國國債總額11。83億英鎊，法俄債務比例佔其中的一半。

如果沒有一戰和財政大臣張康仁，帝國以如此大的國民資產規模和如此低的黃金儲備。想要從銀本位轉變為金本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一戰中的軍費開支也將會異常困難。

如今的帝國不僅順利轉變為金本位的國家，貨幣儲備率在各大國中位列第一，甚至高於美國，同時也是世界上第三大的債權國，中央儲備局透過高價沽售白銀和軍工業資產、物資，從中所賺取的利潤超過4。5億英鎊。基本抵消了帝國在一戰中的所有軍費開支。

帝國之所以能在中蘇戰爭中保持極高的軍費開支，也完全是得益於中央財政和中央儲備局的良好狀況。

中蘇戰爭結束後，帝國中央財政將從外國累計獲得超過41億英鎊的基礎賠款和債務返還。折算利息之後，這一數字更加驚人，在平均還款期的35年內。每年可以1。35億英鎊的賠償收入，相當於1919年中央財政收入的1/2。

這只是一個方面，如果再計算帝國在戰爭期間沒收的德俄兩國在華資產，中央政府的實際收入更為驚人，其中僅鐵路一項，帝國沒收的資產總額就超過3。4億英鎊。

張康仁擔任了十年的中央財政大臣，帝國也一躍從窮國變成了世界上前三位的富國。

宋彪之所以不打算推選張康仁當帝國的第三任總理，那是因為他心裡明白張康仁的蓋世功業有水分，水分還很大。

過去的十年堪稱是中國歷史上真正的黃金十年，帝國能有這樣的成績。卻未必要全部歸功於財政大臣張康仁，也未必都要歸功於總理大臣唐紹儀。

宋彪不是說要出來搶功勞，但他身為皇帝一貫不受黨派、地域和其他各種關係的束縛，可以說是真正的不拘一格的選拔和任用賢才。

在過去的十年裡，宋彪憑藉訓政之權大量任用瞭如袁世凱、徐世昌、陸潤癢、梁敦彥、唐景崇、孫寶琦、張錫鑾這樣的前朝大吏和地方大員。也破格重用了楊兆麟、顧德鄰、項驤、朱光燾、王兆桐、楊廉臣、吳乃琛、楊壽桐、孫昌潤等一甘宣統遊學進士和光緒經濟特科出身的新派進士。

袁金鎧、王文江、王樹翰、金銘鼎、關海青這些東北系的地方官員，唐紹儀、張康仁、歐陽賡、蔡廷幹、唐國安這些留美幼童，光復會、同盟會、共進會的革命黨人，宋彪一概予以重用，甚至連勞乃宣、徐仁鏡、郭育才、俞省三這樣不受前朝重用知名士子和維新派官員，連梁士詒、曹汝霖這些北洋時代著名的權術高手。只要有合適的位置，有合適的能力和行政經驗，宋彪一概都用。

宋彪之所以能有這樣的氣度和心胸，正因為他是皇帝，他所受到的黨派和其他關係的束縛是最低的，上到內閣大臣，下到一府的府長，他通常都會有所過問，即便不是賢才和能人志士，也要是守業有成的資歷之輩。

正是有了這樣的基礎，在唐紹儀內閣的全力以赴之下，帝國才能繼往開來，不僅很平穩的度過了兩朝交替的紛亂之際，又在外國的扶持和一戰的刺激下，一躍跨入強國之列。

正是有了這十年的黃金歲月，再依靠中日辛亥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中蘇戰爭積攢的皇朝威信，帝國才能正式跨入新的時代，徹底擺脫前朝的陰影，成為一個新興蓬勃而充滿生機的新帝國。

英雄成就時代，時代造就英雄。

這是一個相互影響的時代，如今的帝國無論是在財政、外交、法務、地方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