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同樣有著騰飛的機遇。

日本的先驅者帶領日本開始了極度痛苦的現代化程序，用一代人的時間將日本從一個落後的封建王國變成一個全球性強國。

在清國中興之路上，1868年任命的第一位外國官員赫德，顯示了他對帝國的忠心。他將自己精心準備的一份改革方案起名為《局外旁觀論》呈給皇帝，他以“旁觀者”的身份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建議，其中若干方案後來屢見於百日維新時的新政。當政者恭親王亦認同這份方案“所陳內政外交各種利弊，無不談言微中”。但他的作為僅限於將此方案傳給各地方大員，謹慎研究。此後赫德屢次寫就各種改革方案，均徒勞無功。1883年在自己的日記裡他寫道，“我現在不像過去那樣為中國煩惱了……是因為我麻木不仁了？反正這條殺不死的巨龍會經受住一切的”。

曾紀澤，曾國藩的兒子，一位傑出的外交家，作為清國第二任駐外大使。在1886卸任回國時寫下了《中國先睡後醒論》，發表在倫敦的《亞洲季刊》上，將中國喻為“似入酣睡，固非垂斃”，稱中國的富強運動意在自衛，一無軍事擴張的企圖，二無移民海外的必要，當務之急是“善處寄居海外之華民”、“重修和約以合堂堂中國之國體”。

他試圖向外國說明中國的方向，但是在帝國的政局中，他只是一個執行者，遠非一個決策者。但“睡獅”之說就此風靡一時，影響無遠弗屆。

西方的觀察者中，對東亞國家的變化，既有欣喜又有擔憂。英國公使阿禮國在其寫回的報告中稱：“對於變革和引進全面大規模改革這一問題，西方列強既寄予希望又懷有恐懼。這個問題無疑也與（中華）帝國及其佔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的命運相聯絡。現在必須作出決定，這個千瘡百孔、老態龍鍾的政治體制是否能經歷一次復興，獲得一種新的適應近代要求和西方文明的生命力；或者它是否應該在一種解體的衰落的過程中逐漸地但徹底地毀滅，包括它在帝國內外的一切影響的清除。”

序：轉折時代的命運（4）

法國駐華公使施阿蘭則對此不以為然，他尖銳地指出：“在1894年4月這一時期，中國確實處於一種酣睡的狀態中。它用並不繼續存在的強大和威力的幻想來欺騙自己，事實上，它剩下的只是為數眾多的人口，遼闊的疆土，沉重的負擔，以及一個虛無縹緲的假設——假設它仍然是中心帝國，是世界的中心，而且像個麻風病人一樣，極力避免同外國接觸。當我能夠更仔細地開始觀察中國，並同總理衙門大臣們初次會談，我驚訝地發現這個滿漢帝國竟是如此矇昧無知、傲慢無禮和與世隔絕，還粗暴地標出‘不要摸我’的警告！”

1894年12月13日《倫敦每日新聞》報道稱：把大清國說成是被抑制了氣息的睡獸、如果將她吵醒將會非常危險的說法是多麼的流行。商人們擔心她有可能節制一部分利益來源而禮讓三分；列強們（除了日本和俄國）阿諛奉承的態度又養成了這個國家的人夜郎自大的感覺，並一天天持續和發展下去。

在觀察者中，還有一位後來中國人無比熟悉的德國學者恩格斯。他在1894年寫給朋友的一封信裡，洞見了這場戰爭的前因後果：“我認為，中日戰爭是把日本作為工具的俄國政府挑撥起來的。但是，不管這次戰爭的直接後果如何，有一點是必不可免的：古老中國整個傳統的制度將完全崩潰。在那裡，同家庭工業結合在一起的過時的農業體系，是透過無情排斥一切干擾成分而人為地維持下來的。這種全盤排外的狀況，已由同英國人和法國人的戰爭而部分地打破了；這種狀況必將由目前這場同亞洲人，即中國人最鄰近的敵手的戰爭來徹底結束。”

甲午一戰，將整個帝國的虛弱暴露在世介面前，這些觀察者窺破了帝國的軟肋。更使得後來者對前30年的中興之路大起懷疑。當時最具代表性的責難是：“講求洋務，三十餘年創新政，不一而足，然屢見敗，莫克振救。若是乎新法果無益於國人也！”

在1895年的《馬關條約》簽署時，日方代表伊藤博文詢問中方代表李鴻章，為何他10年前就已聽說的中國正在進行的改革沒有任何效果。後者回答說，中國的事情受傳統束縛太深，他根本無法按願望行事。一年前，也就是甲午海戰前夕，海軍提督丁汝昌收到了其昔日同學日本海軍將軍伊藤的信，他即將的對手寫道：“您很清楚，30年前，日本帝國曾處於何等的困境之中，我們是如何努力擺脫眼前的困難的，我們拋棄了舊體制，接受了新體制。貴國也應該接受這種新的生活方式。如果如此，一切都會好起來，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