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推為儒家學派的創始人，並一代代地傳承至今。

儒家雖不為孔子原創，卻在他手中經過一番精心刻意的改造。早期儒學脫胎於占卜、祭祀、祈禱等活動，自自然然地打上了宗教的烙印。而孔子所關心的卻是形而下的東西，他很少談論天命，總是關注著現實社會，思考的是怎樣做人，怎樣為君王服務，怎樣治理民眾等一套實實在在的東西。“敬鬼神而遠之”，“子不語怪、力、亂、神”，是他的學說準則。因此，孔子彷彿儒學的中介人，將過去帶有宗教色彩的原始儒教引入世俗的範疇，一變而為世俗儒學，成為諸子百家中的一個文化學派。如此一來，儒家便在孔子的“擺弄”下拐了一個大彎，完全走上了一條新的發展軌道。

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除孔子外，還有孟子。包括此後的一些大儒及繼承者，他們的思想雖然有所發展，但一以貫之的脈絡卻相當清晰，基本上是沿著孔子改造後的儒教在他圈定的世俗化軌道上前進，既緩慢又深刻地改變了中國的社會與歷史。

孔子世俗儒學的主要特徵為：著眼於腳下的現實，不作思辨哲學之類的玄想，以實用主義的態度對待社會人生；講究中庸之道，將其視為為人處世的最高行為準則；提倡仁義禮德、內聖外王，強調個人服從國家，個性融於群體，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標準衡量個體的成敗得失；崇尚三皇五帝及西周時代，推重遠古聖賢，憧憬理想的大同世界……

孔子將他的這套仁義禮德及中庸復古學說四處“兜售”，而在封國林立各自憑藉武力“說話”的春秋末期根本就不會有半點“市場”，他也就只有東奔西竄到處碰壁。

及至戰國時代，秦國重用法家，一躍而成為天下強國，秦始皇一統天下大舉焚書，儒學首當其衝地遭到了沉重的打擊。

秦朝短命而亡，西漢初期，統治者提倡無為而治，重用的一直是黃老學說。

表面看來，自春秋末期的戰亂以來，孔子儒學已由初期佔據華夏文化中心地位的原始儒學退居到歷史的邊緣地帶，成為法學、黃老之學的陪襯。然而，我們只要稍稍深入分析一下，就會發現實際情況並非如此。

先秦時期，儒學雖然沒能成為思想文化的中心，但它與法、墨、道等家並列，一直居於顯學的位置。孔子作為先秦歷史上最為成功的教育家，他所培養的儒家“學徒”就如播撒在中華大地上的一粒粒種子，在這塊哺育了儒學的適宜土壤上繼續生長。他的那些弟子們透過興辦“私學”的形式，很快就將孔子儒家學說在普通百姓中傳播開來，佔有了廣闊的民間“市場”。因此，孔子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他從政無門後降格以求的教育活動。

孔子儒家得到百姓的認可，在民間一天天長大，形成蔚為壯觀的民間“氣候”，再到官方重視、重用，不過是一樁時間遲早的事情罷了。

除教育活動外，孔子的另一成功因素就在於他的超常智慧。他透過編訂文化典籍的方式將儒家學說既零散又系統地融於《易》、《春秋》、《詩》、《書》、《禮》、《樂》等書之中。後人只要閱讀這些早已流傳的經書，那麼，就將自自然然地受到儒學潛移默化的影響。哪怕在秦始皇實行最為慘烈的文化浩劫——書之時，位於六經之首的《周易》卻能以占卜之書的“身份”得以保全。孔子曾對《周易》進行過一番精心的改造，據司馬遷所言：“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也就是說，在其他諸子百家慘遭毀滅性的打擊之時，儒家思想雖也處於低潮，卻依憑凝聚了儒學之精華的《周易》一書得以繼續傳承，學術源流從未有過停止與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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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馬齊喑的始作俑者（7）

漢初統治者雖重黃老的新道家學說，但並不排斥儒學。有著廣闊民間市場的儒學很快就在當時寬鬆自由的環境中復甦了，發展到堪與黃老學說分庭抗禮的地步。據清人張金吾《兩漢五經博士考》所記，漢初可考的十五名博士中，絕大多數就是儒生。

儒學雖無開拓、創業的探索精神，但它積極用世的內容卻極適宜於封建王朝統治者鞏固政權，就連秦末農民起義領袖陳勝也看到了這一點，認為“儒者可以守成”。儒學愚民思想可讓底層人民渾渾噩噩無知無識，它的等級秩序將民眾劃分為森嚴壁壘的級別各自相安，它的仁義禮德束縛著人們的思想行為不敢越軌，它的中庸之道使人保持一種不偏不倚、迴避矛盾的處世原則，它的懷念遠古、憧憬理想的大同世界給人一種虛幻的安慰，它殘留下來的宗教痕跡使得人們將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