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政治干預學術的惡習，戰國時期那種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局面此後再也沒有出現過，成為文人志士們只可緬懷的“絕響”。兩千多年來，學術成了政治的附庸與奴婢，沒有獨立的地位，更沒有競爭與爭鳴。不論學術，還是思想全都僵化、凝固成一潭波瀾不興的“死水”。於是，社會除了原地踏步兜圈子外，哪裡還有什麼別的出路？

三

儒學，本是諸子百家中的一家之言，何以在中國封建社會兩千多年的漫長曆史中一直受到統治者的青睞而長盛不衰？其中肯定有它成功的內在因素。

儒源於“巫”，巫、儒兩字屬同音假借，也就是說，儒的前身就是巫。西周時，巫是從事占卜等宗教活動的高階知識分子。春秋時，巫成為儒，指教授經典、禮樂及指導貴族婚喪祭祀和其他典禮儀式的專家。由此可見，儒的歷史可謂源遠流長，在遠古時一直位居中國文化的主流與中心地位。若論“年紀”，恐怕其他各家都比不上它，這一點，在論資排輩的中國非常重要，儒家佔有諸子各家無可比擬的天然優勢。

從早期中國文化的發展與演進來看，夏、商、週三代由原始宗教過渡到自然宗教而發展為倫理宗教，經歷了巫覡文化、祭祀文化、禮樂文化，文化模式雖然各各有別，但一直貫穿著一種連續性的內在氣質：重孝、親人、貴民、崇德。這種氣質是以黃河中下游文化為總體背景，在歷代王朝對周邊地區漫長的征服與融合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它與長期安居一地、經營小塊土地的農耕方式相互吻合。也可以說是黃河中下游的自然條件、地理環境及農耕方式決定了千百年來一以貫之的華夏民族氣質。這一氣質在西周開始定型，逐漸凝聚、形成中國文化的基本人格。而儒家思想產生的源泉與基體，正是重孝、親人、貴民、崇德等中國文化的內在精神氣質。早在孔子之前，中華本土就有了儒家思想，其中不少內容就直接源於《周易》。西周禮樂文化是儒家產生的肥沃土壤，為孔子及早期儒學提供了重要的世界觀、政治哲學、倫理德性的基礎。儒學是一門生長於中華土壤之上的“智慧之樹”，也是一門適合中國“國情”的學問。這一點，正是儒學得以統馭、凌駕於其他諸子之上的內在根源，只要中華民族的農耕方式未變，封建體制未變，這棵“智慧之樹”就有可能長青不衰。

嚴格而論，中國歷史上的第一位大儒並非孔子，而是西周初期的周公旦。周公乃周武王之弟，曾助武王滅商有功。武王死後，繼位的兒子成王年幼，便由周公攝政。他平定了管叔、蔡叔、武庚及東方夷族的反叛，大規模分封諸侯，制禮作樂，建立典章制度。如果我們還將視界稍微拓展，就會發現周公旦的一套也不是他的原創，而是源於周朝的創始人周文王及其《周易》。然而，畢竟是周公首開儒學世俗化之先，將其運用到社會、政治制度之中，形成了後世儒家之基礎。楊向奎在《宗周社會與禮樂文明》一書中指出：“沒有周公就不會有傳世的禮樂文明，沒有周公就沒有儒家的歷史淵源，沒有儒家中國傳統的文明可能是另一種精神狀態。”又說：“以德、禮為主的周公之道，世世相傳，春秋末期遂有孔子以仁、禮為內容的儒家思想。”荀子也以周公為第一代大儒，孔子對周公及西周社會更是仰慕不已，曾發自內心地讚歎道：“鬱郁乎文哉，吾從周。”並念念不忘“克己復禮”。

後人將孔子視為儒家創始人，其實頗有點名不副實。他對儒家的主要功績是“述而不作”，他並沒有創造性地貢獻什麼，不過從早已流傳的文化典籍中選擇六部，按照自己的意圖增刪、修訂、編輯、整理了一番：序《書》、刪《詩》、傳《易》、正《禮》與《樂》、作《春秋》，將它們定為儒家的經典，作為學生的必學教材。真正屬於他本人創作的著作只有一部《論語》，而這也是他的弟子們根據他生前的有關言論編輯整理而成。因此，後代就有不少學者將周公視為儒學的製作者，孔子則為儒學的傳述者。章學誠在《文史通義·原道上》寫道：“故隋唐以前，學校並祀周孔，　以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蓋言製作之為聖，而立教之為師。”

萬馬齊喑的始作俑者（6）

作為政治家的孔子是失敗的，他周遊列國到處碰壁沒有得到各國君王的重用；作為儒家創始人的孔子多少空有其名，其創造性的東西實在是少之又少；作為教育家而言，孔子卻是極其成功的。這，恐怕也是他一生的驕傲與安慰所在。他培養了不少方方面面的著名人才，學生們對他尊重達到了忠心耿耿、至高無上的程度，正所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也許正是因為這一偉大的教化力量，孔子才被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