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工具等。現代工業成長於1820年以後，尤其是1840年以後，大量使用機器，這些機器相對來講使用週期短，一是因為機器比建築物耗損得要快，更重要的是因為它們本身就是高折舊率的物品。19世紀美國經濟的現代化，和原來相比每年需要更大的資本品消費量。結果，GNP中越來越少的部分被用來進行消費和新的投資。

家庭製造業和農業的發展

人均GNP並不是最理想的測量福利的手段的第二個原因在於它不包括所有產出成分。它包括所有的農業產出和所有的家庭房屋的價值，但它卻排除了未進入市場交易的產出。在歷史上的很多時期內，這種遺漏造成了對總產值水平的低估，但並沒有導致增長率的異常變化。由於通常把增長率作為分析的手段，所以這種遺漏並不重要。

但當只考慮美國19世紀的經濟狀況時，這些遺漏就必須考慮了。在工業化時期，很多經濟活動從家庭內部轉移到了工廠或者車間，由於標準的GNP概念忽略了家庭的產出，但卻包括車間和工廠的產出，因此，在該時期衡量的實際GNP增長率被高估了。　［9］　表包含的資料試圖去克服這個問題，至少是部分地解決了該問題。它在GNP中涵蓋了家庭產出的重要部分（烤麵包、紡織品和成衣生產、牲畜的屠宰）和農場土地的開墾和首次開荒，以及用農業材料進行的農場建設。雖然這種計算也不全面，因為它還是漏掉了一些家庭內的產出，但是對國民生產總值的計算做出了有用的補充。透過考慮產出的這些因素可以使實際人均GNP的增長率相對降低一些，但仍然是高增長率。

若在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之間進行國際間比較，會重現進行跨時期比較時出現的問題。例如，在上節中提到用傳統的方法衡量的結果顯示1913年印度的人均收入水平是美國的12％。毫無疑問，1913年美國的產出中投入市場的部分要遠遠大於印度產出中投入市場的部分。這樣，儘管印度確實比美國要窮得多，但是傳統的GNP測量方法拉大了兩個國家間的差距。

外部性

在現代化的程序中，可能會有其他的因素使得實際GNP的標準測量誇大了真實的經濟增長。這一方面源自這樣的事實，即現代工業產生了沒有包括在已銷售的產品成本中的成本，因此當計算GNP時不能考慮這些成本。汙染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精確的GNP測量應該扣除汙染成本。　［10］　另一方面現代化也引起了生活方式的變革，這些變革會產生被標準概念忽略的額外成本，例如，交通成本和增加的治安成本。這些都源於人口在地理上的大量集中。現在還沒有好的方法把這些成本考慮進美國19世紀的經濟增長的測量中來，但是，恰當的調整似乎也不太可能對美國經濟增長測量的結果產生重要的影響。

工作年限

人們的福利水平不僅僅只依賴於人均產出水平，而且也必須考慮為獲得這些產出所放棄的東西。現代經濟增長的結果是每週工作時間縮短，一些學者認為節約下的自由時間應被看做閒暇，並被看做是經濟增長的收益。不論20世紀的生活是否變得更為悠閒，周工作時間和工作年限確實都縮短了。度量19世紀工作時間的變化需考慮一些問題。我們知道，廢奴運動使大部分工人的工作時間縮短，勞動強度降低。工業中的工作年限可能會縮短一些，但由於經濟結構的轉變無疑增加了某些工業部門的權重如採礦和製造業，這些行業的工作年限較長，同時，農業部門的權重降低了，而農業部門（南部種植園除外）有相對較短的工作年限（見本卷第5章，馬戈）。所以，平均來講，工作年限的總趨勢是先變長，然後縮短。在19世紀早期和中期的幾十年裡，人均收入的增長有一部分是來自於勞動強度的加大，但在晚期的幾十年裡情況則正好相反。

資本消耗與淨國民產出（2）

如何去看待這個問題呢？一種方法是給閒暇時間賦值，也可以說是閒暇的機會成本，但這種說法的前提是工作時間可以選擇。例如，對農場工人而言，每年工作時間短是由於沒有足夠的工作機會，如果有足夠的工作機會他們會選擇延長工作時間從而賺取更多的收入。在這種情況下，“閒暇”的收益是被高估了。

同樣，當工廠的工作適合年輕婦女時，這種工作機會極大地改變了婦女的命運。在家裡她們整天忙於家務，而這種家務工作處於工作中的最底層。在工廠裡，她們不僅能夠掙到錢，而且，她們也融入到了同樣年齡階段的女性群體中來。這種從家庭到工廠的轉變，可能不僅僅是從閒暇到工作的轉變，更是從一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