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在19世紀晚期，俄國的人均收入大約是美國的1/4，義大利和芬蘭的人均收入不到美國的一半。隨著時間的推移，歐洲國家幾乎毫無例外地被美國甩在了後邊。也就是說，這些國家人均實際收入水平的增長速度要慢於美國人均實際收入水平的增長速度。

世界上的其他國家，除了少數例外情況，和美國的差距更加驚人。整體來講，美國的人均收入水平要高於被考察的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的人均收入水平，而且增長速度更快。例如，麥迪遜（Maddison）指出，印度的人均GDP在1850年大約是美國的3/10，但到了1913年僅是美國的12％（見表）。這裡有兩個例外，19世紀，澳大利亞和紐西蘭有著異乎尋常高的人均GDP，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兩個國家逐步失去了對美國的優勢，到1913年，人均收入水平就跟美國差不多了（見表）。其他的國家，如阿根廷和加拿大的水平遠遠低於美國，但是，這兩個國家，加拿大在1890年到1913年之間，而阿根廷在1870年到1913年之間都曾經歷過高速的增長。19世紀的所有高收入國家和（或）快速增長的經濟體，除了英國外，都是殖民地經濟，都擁有充足的自然資源，都得到了歐洲資本和勞動力的大量流入。

1774年至1913年間，美國經濟表現出超常的強勁增長勢頭。儘管在這麼長的時間跨度中和差別很大的文化之間進行比較是有問題的，但是，這仍說明了美國在19世紀晚期的收入水平要比當今世界上的絕大多數國家要高。

美國人均產出的短期變化與前文討論過的總產值的變化（見表）只能粗略匹配。例如，1774年到1793年之間的實際GNP稍微有所上升，而實際的人均GNP卻略微有所下降。1793年到1807年之間的興盛和內戰對經濟的消極影響都充分體現出來——在1859年到1869年之間的增長率僅達到每年。

從人均資料獲得的最新研究成果必須結合經濟的長期增長率來考察。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實際GNP的變化率，並沒有表現出明顯的長期趨勢。而另一方面，實際人均GNP的變化速度卻是隨著時間改變的。從1774年到19世紀30年代實際人均GNP年均增長率不到1％。之後，在1834/1843年到1859年之間上升到每年％，在1869年到1909年之間，每年幾乎超過了。但是，不同的增長時期有著不同的內涵。正如我們所看到的，19世紀20年代工業化的程序在很多重要方面有了很大發展，在19世紀30年代和19世紀40年代工業部門開始顯示出了巨大作用。很明顯，人均GNP增長率的加速與現代化的程序是息息相關的。

第二個新的研究結果與經濟增長的源泉有關。當增長用實際總產出來衡量的時候，生產率的改進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是不明顯的（見表）。但是，當增長是以人均實際GNP來衡量時就是另一回事了——這時生產率的改進能解釋大部分的增長（見表）。投入要素的增長就足夠使總產值的增長同人口的增長速度同樣快，甚至還快於人口的增長速度，但是，人均產出真正的增長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投入要素生產效率的提高，這才是很重要的影響因素。

技術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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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消耗與淨國民產出（1）

實際人均GNP像前文描述的一樣，是一個合理的首要的衡量物質福利的指標，但是，它並不是在任何一方面都是理想的。首先，GNP是用來衡量一個社會的總產出的，但是，如果GNP每年都被消費掉，那麼產出水平將不會持續多久。一個更好的福利指標，就是衡量國民生產淨值（NNP），也就是GNP減去維持目前產出水平的投資。雖然對NNP的測量只是近似地接近於理想狀態，但是，總比沒有要強。

表包含了用人均NNP衡量指標計算的增長率，並且，從該表中我們可以看到實際人均NNP的增長要慢於實際人均GNP的增長。這種情況的產生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現代化的程序使得單位產出需要越來越多的資本，以至於實際GNP中越來越多的部分需要用於替換用完的或者是因為折舊而廢棄的資本，也就是說，相對於以前來講產出中更大的部分不得用於消費支出以維持產出水平在將來不會下降。另一方面，現代化需要新的資本形式。傳統的農業生產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經久耐用的資本，如對一種或者另一種型別土地的改進，以及非折舊的資本——牲畜或者是穀物投資；手工業也使用經久耐用的資本，如很少隨著時間推移而改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