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種方法近來引起了廣泛關注：測量身高和預期壽命。克萊恩·波普（Clayne　Pope）發現，在1760/1769—1880/1889年期間，儘管該時期的人均收入上升明顯，但當地成年白人的預期壽命沒有什麼提高。（在20世紀，收入的提高和預期壽命的提高几乎是同步的。）尤為明顯的是，成年人的預期壽命隨著時間在波動，並且波普發現下降都集中在1840—1849年、1850—1859年和1860—1869年。　為什麼經濟增長的同時卻伴隨著較高的死亡率依舊還是一個未解之謎。當然，美國內戰對19世紀60年代的死亡率的影響不容忽視。19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是移民大量湧入的時代，移民給勞動力市場帶來了巨大壓力，對本地工人是不利的。移民也帶來了毀滅性的疾病（像1849年的霍亂、1853年的黃熱病以及19世紀後來歲月中出現的傷寒症），而移民帶來的其他的一些相對次要影響也同樣導致死亡率的提高。另外，19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西進運動帶來的人口流動、美國內戰導致了瘧疾的傳播，雖然，瘧疾不如霍亂、黃熱病和傷寒症那樣迅速地大規模流行致人死亡，但實際上也縮短了人們的壽命。安東尼·特羅洛普（Anthony　Trollope）在1861年採訪西部人時這樣寫道：

去拜訪他你就會看到……瘦削的下巴上滿是疲憊和病態……消瘦的臉龐、蒼白的

面板、毫無生氣的精神面貌……他會坐在爐子邊上呆上幾個小時……好像在咀嚼反胃

的東西……［西部女人］通常是強健、樸素、憂鬱的……男人們都很陰鬱、沉默寡言。

在對疾病傳播原因不甚瞭解的情況下，城市和工業的發展同樣也產生了不好的影響——弗拉德（Floud）、瓦克爾（Wachter）和格雷戈裡（Gregory）發現這一情況在英國確實是存在的。　［18］　這些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但是目前看，死亡率和人均收入的變化趨勢無疑是不同的，雖然我們並不能確切瞭解影響死亡率的關鍵原因和影響機制（見本卷第4章，海恩斯）。

資本消耗與淨國民產出（4）

透過人體測量方法可以發現19世紀，主要來自歐洲和非洲的美國人口中既定年齡段（或性別）的學生們的身高主要由兩個因素決定：遺傳和營養。遺傳的影響表明在既定的年齡階段，人口（同一性別）中身高大略成標準的正態分佈。這種分佈的位置（形狀）會受到人口在關鍵成長期攝取營養狀況的影響。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胎兒、幼兒和生長高峰期的青少年階段的營養狀況好會直接導致成年人身高較高，營養差則身高較低。

營養狀況取決於攝入食物的質和量以及工作和疾病對營養的消耗。即使兩個群體攝取同樣的食物，但如果其中一個群體在成長的高峰階段工作節奏更緊張或者健康條件不好，兩個群體可能會有完全不同的平均身高。

對身高的測量可以作為衡量福利水平的指標。這種方法有兩個很明顯的優點：（1）因為在早期階段有關身高的資料比有關收入或者是產出的資料更加容易獲得，透過身高指標可以把對人們福利的定量研究追溯到擁有該資料的任何歷史時期；（2）身高方面的資料表明瞭福利中的某些特定的要素，是可以被用來研究收入或者是產出中確實或者可能不能解決的問題。這樣，身高資料和收入資料是研究人類福利的兩個互相補充的方法。從長期來看，這兩種方法可能會沿著不同的方向並行發展，但從短期來看，可能並非如此。這並不意味著這兩種方法互相矛盾，只不過是說明了人類發展的不同方面。

以年齡為基礎的身高資料也有兩個根本的缺陷。既然成年人的身高受他那一代人20年中生活經歷的影響，那麼，下一代人和這一代人相比在身高上的上升和降低就不容易解釋：造成一代人身高下降的原因可能發生在胎兒時期、幼兒時期或者在十幾歲的青春期。雖然在早期階段受到的損害可以在十幾歲的年齡階段透過額外的營養補回來，但很有可能早期階段正是影響身高最重要的階段。另一方面，由於身高受食物的攝取、工作的緊張程度和疾病的影響，兩代人身高上的降低（或升高）可能會有三方面的原因，而這三種原因的相互作用程度並不能單純透過身高本身反映出來。歸根結底到一點：身高是營養的一個指標，但有關該指標攝取時間和變化原因方面的解釋還需要利用其他形式的證據進行更多的研究。

現存的有關身高的資料表明18世紀晚期和19世紀早期美國白人男性的身高即使用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