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從周師出發到克商之間應有一段時間距離，這段時間的長度應使得周師從周地出發行進至牧野合乎常規（據《武成》、《世俘》及《三統曆》）；

6．周師出發後至甲子日克商前，應有兩次朔發生，第一次干支為辛卯或壬辰；第二次則約在克商前五日，日干支為庚申或辛酉（據《武成》、《世俘》所記歷日）；

7．在武王伐紂的過程中，有“星在天黿”的天象（據《國語》伶州鳩對周景王所述伐紂天象）。

在確定了以上7種天象之後，接下來的工作就是尋找一個同時符合這7種天象的具體年代。如果找不到這樣一個具體的年代，就說明當今的天文學研究還不能解決這個問題。而如果一下找出了幾個年代，也同樣說明天文學研究的作用是有限的——因為真正的克商年只有一個而不是幾個。根據以上預設的條件，江曉原率領專題組研究人員，採用國際天文學界最先進的長時段計算軟體DE404星曆錶進行推算。幸運的是，計算結果只有一個年代符合上述7種天象的條件。全部結果用下表可表示出來。

最後的結論是，武王於公元前1045年12月4日出兵東征，在出發後的近一個月內，歲星於日出前出現在東方天空。次年——公元前1044年1月3日師渡孟津，6天之後的公元前1044年1月9日在牧野之戰中克商。此時牧野當地時間為凌晨4時55分，歲星正位於上中天，地平高度約60度。

面對這個可喜的成果，1998年12月20日，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和專案辦公室，在北京禮士賓館組織召開了“武王伐紂問題研討會”，就以上專題成果報告進行研討。來自全國60餘位一流專家學者經過兩天的研究討論後認為，江曉原等專題研究人員，利用全新的思路研究推匯出的這一成果和前人相比有本質的提升，完全有理由認為是一次大的突破。但是，尚有兩點不能令人完全滿意：

一是公元前1045年—前1044年歲星不在鶉火之次，從記載於《國語·周語》伶州鳩對周景王所說的伐紂天象中可以看出，這個記載包括四條相互關聯的資訊，這就是“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星在天黿”。這四條資訊的後三條經江曉原等專題人員推算及多重驗證，和所得的年代相當吻合。但惟獨“歲在鶉火”一條不合，而這一條恰恰是被歷代學者所重視並認為是不可或缺的。因為《國語·周語》中的這段話是日月星辰渾然一體，“歲在鶉火”限制了年份，“日在析木之津”限制了月份。按照上述推算，歲星在公元前1047年的下半年位於鶉火之次，這一年正是武王率八百諸侯會於孟津之時。按後來江曉原給李學勤的信函和結題報告中的解釋：在牧野之戰的前二年，從武王大會諸侯於孟津之時，就意味著廣義的伐殷的開始，直到兩年後成功克商。而在這個時間段裡，正好和“歲在鶉火”的天象相吻合。對於這種解釋，多數學者認為雖無不可，但畢竟有點牽強附會的味道，故只好作為存疑保留下來。

學者們提出的第二個不足是，上述研究對《武成》歷日的解釋採用漢代學者劉歆的定點說，這和已出土的大量青銅器銘文所反映的情況也多有牴牾之處。

鑑於以上情況，為慎重起見，研討會之後，工程首席科學家決定委託中科院陝西天文臺的天文學家劉次沅，對“武王伐紂天象的研究”這一專題結題報告進行驗算，看有沒有其他的結果產生。

劉次沅受領任務後，很快開始了工作，驗算結果表明，武王伐紂之年在公元前1046年，比江曉原的推算結果早了兩年。根據劉次沅提交於“工程”的報告可知，在《漢書·律曆志下》引《尚書·武成》中有三個月相的日期：

第八章　天時、地利、人和（6）

“一月壬辰旁死霸”

“二月＇庚申＇既死霸，越五日甲子”

“四月＇乙巳＇既旁生霸，越六日庚戌”

以上三個月相，用方括號標出的干支是根據後文補出的，它的重要性和研究困難在於，根據不同的月相詞理解，可以得出不同的伐紂之年。劉次沅對一系列月相詞作了全面的分析後，認為這些月相日期是定點的，是月內其他日期的出發點。前人對月相含義的研究曾耗費過很大的精力，大多數認為其中的“霸”是月亮的發光部分，“生霸”在月初，“死霸”在望後，“既”在標準月相之後，“旁”在“既”之後，每個定點可以有一兩天。從如此假設出發，劉次沅取生霸為月初（陰曆三至五日），死霸為望後（陰曆十七至十九日）之說。由《武成》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