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排譜，並用張培瑜所著《三千五百年曆日天象表》，結合“歲在鶉火”和“日在析木之津”天象推算，共得到公元前1094年、公元前1083年和公元前1046年三種結果。這三種結果都符合伶州鳩所說的其他天象條件。由於歲星在鶉火之次，也就自然符合對利簋銘文的解釋。考慮到考古學方面的結論，劉次沅認為公元前1046年為最佳選擇，武王在這一年克商的甲子日期是1月20日。推算結果表明，這一天子夜，木星正上中天，地平高度達79度，肉眼可見，格外明亮。

從江曉原的研究到劉次沅的驗算，所得出的結論分別為公元前1044年和公元前1046年，這兩個結論僅有兩年之差，而2000多年來，關於武王伐紂年代的說法卻相差112年。江、劉兩人的結論一下將差距縮小了56倍，這不能不說是一個了不起的突破性成果。

當然，正如前文所述，有關武王伐紂的天象資訊相當多，也相當模糊，這些資訊不可能構成完全相容的自洽體系，更何況某些資訊本身就自相矛盾和相互矛盾。因此，靠天象資訊來確定武王伐紂的日期，其中必有理解、演繹、取捨、勘誤等複雜的問題。因而從某種意義上說，無論是江曉原的研究還是劉次沅的驗算，都只能是在前人工作的基礎上，找到了一種自認為最能自圓其說並接近事實本身的解決方案，而最後的選擇和確定，必須與文獻、考古、14C測年等各方面的研究配合起來，才能求得一個更為合理的結論。那麼，公元前1044年和公元前1046年這兩個結論，到底哪一個更為合理？

此前，在夏商周斷代工程中負責“西周金文歷譜研究”專題的天文學家陳久金，根據青銅器分期研究的成果並結合金文歷譜和排比，提出了武王克商年的三個年代值，最後認為公元前1046年的可能性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