頂著“左”的壓力，仿效安徽也制定了一個農村改革的“十二條”。從此，安徽和四川兩個農業大省彼此呼應，在農村改革的大潮中聯手前進，成了國人矚目的典型，同時也成了眾人爭議的目標。

當時，兩省領導態度謹慎，主張埋頭幹，少宣傳。1979年初，當新華社記者報道安徽農村改革的政策時，鑑於當時中央檔案有兩個“不許”：“不許分田單幹和不許包產到戶”，包產到戶屬“禁區”。於是，記者設法將“包產到戶”改成“包產到組，責任到人”或“聯產計酬，責任到人”。報道在《安徽日報》《人民日報》和新華社連續發表後，立即產生轟動效應，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霎時間，安徽鳳陽縣無形中取代了山西昔陽縣，當然就引起“凡是派”，特別是當時主管農業的中央領導人的不滿和反對。他們認為在全國普及大寨縣、倡導向大隊核算過渡的歲月裡，安徽卻實行早受批判的包產到戶，搞資本主義復辟，是歷史倒退，是方向、路線有問題。有的借用50年代毛主席錯誤批判鄧子恢副總理的話，責難安徽的政策是“好行小惠，言不及義”，批評安徽調動的是“資產階級的積極性”，丟掉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王任重同志更是親自寫信，對《人民日報》報道安徽包產到戶的做法嚴加責問，並附去一份一個讀者反對包產到戶的來信。

中央五個農村一號檔案誕生記（3）

《人民日報》被迫於1979年3月15日在頭版頭條發表了河南省張浩《“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應當穩定》的來信和編者按。按語指出：“人民公社現在要繼續穩定地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制度”，“不能從隊為基礎退回去搞分田到組、包產到組。已經出現分田到組、包產到組的地方，應當正確貫徹執行黨的政策，堅決糾正錯誤做法”。這種蠻橫的命令口氣，絕非編者語言，自然大有來頭。它既有王任重的指示，也有中央主要負責人的批示。隨後，《山西日報》等新聞單位即組織文章對安徽開展大批判。這猶如給剛剛起步的農村改革投下一顆重磅炸彈，把人們炸蒙了，引起一片混亂。安徽、河南首當其衝，受衝擊最大，實行包到組、包到戶的生產隊都暫停春耕春播了。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傑立即趕下基層開座談會，做工作。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萬里急得冒火，第二天就給《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打長途電話提意見。安徽省滁縣地區是包產到戶的始發區，3月16日，萬里驅車趕到該地區視察，一下車就被吵吵嚷嚷的幹部、群眾團團圍住。人們群情激憤，紛紛要求省委拿主意。儘管萬里同志耐心解釋與勸慰，有的縣委領導仍疑慮重重地提出：批評包產到組是錯誤的，要堅決糾正，這可是《人民日報》編者按語說的呀！萬里激動地說：“是與非，只能從是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來衡量，靠實踐來檢驗，絕不能靠報紙的一篇編者按來裁決。《人民日報》說是錯誤做法，我看是好辦法。能叫農業增產就是好辦法，能叫國家、集體和個人都增加收入就是好辦法，反之就是錯誤做法。我們要重視和尊重農民的選擇。肥西縣有的區社搞了包產到戶，怎麼辦？我看既然搞了就不要動搖了，一動就亂。管他《人民日報》怎麼說呢，生產上不去，農民餓肚子，是找你們縣委還是找《人民日報》，《人民日報》能管你們吃飯嗎！？”隨後，萬里又跑了皖東6個縣，沿途做思想工作，好不容易才穩住了幹部、群眾的情緒，使春耕生產恢復正常。

事也湊巧，當時國家農委正在北京召集廣東、安徽、四川等省農工部負責人開座談會。會上人們對包產到戶本來爭論就很激烈，《人民日報》編者按一送到會上，更是火上澆油，反對者和贊成者都慷慨陳詞，而且動了肝火。但不少同志都認為，各地正在按三中全會精神搞農村改革，誰也沒有經驗，此時此刻《人民日報》發表傾向性如此明顯的來信和編者按，確實不妥。人們可能產生誤解，以為是這次農村工作座談會的新精神，造成思想混亂，妨礙春耕生產。秋後打不到糧食，農民捱餓，這可是大事。

安徽代表周曰禮更是焦急、氣憤，他在會上作了長篇發言，介紹安徽農村改革的情況，指出包產到戶是生產責任制的一種形式，各種形式的責任制應當允許存在，由群眾在實踐中鑑別和選擇。他還強烈要求《人民日報》以同樣版面和篇幅並加編者按語，迅速發表安徽群眾的來信，以正視聽，消除張浩來信及其按語的不良影響。

《人民日報》確實捅了個大婁子。當時不僅安徽、河南有許多群眾來信飛向報社，而且四川、雲南等10多個省都有大批來信責問：“《人民日報》太荒唐……弄得群眾無主張。”反響如此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