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錯誤口號，強調撥亂反正，糾正“左”　的錯誤。

改革，頓時成為舉國上下的共同呼聲。

然而，農村改革非常艱難。當時，“兩個凡是”和“按既定方針辦”的“左”的思想仍有很大市場。就在*上述講話前，當時黨的主席和管農口的政治局委員陳永貴等，正在主持召開普及大寨縣工作座談會，佈置以昔陽縣為榜樣，學習大寨經驗，向大隊核算過渡。會後，*中央印發49號檔案，明確規定：“向大隊核算過渡是大勢所趨，各級黨委態度要積極。”於是，1978年，在我國農村改革的號角剛剛吹響的同時，普及大寨縣、向大隊核算過渡之風也席捲全國。各地農村敲鑼打鼓，高舉學大寨的旗幟，轟轟烈烈掀起窮過渡高潮。廣大農民長年累月揮鐮灑汗，與大自然鬥爭。然而，他們的成果繼續被大呼隆和瞎指揮吞噬了。

二、窮則思變。歷史上窮得出名的安徽省鳳陽縣農民，大災之年被迫搞起了借地度荒和包產到戶的試驗，奏響了我國農村改革的序曲。於是，鳳陽和昔陽成了獨木橋和陽關道的方向之爭、道路之爭的焦點，舉國轟動。萬里說：是與非，靠實踐檢驗1978年…1979年，我國連續地遭受多種自然災害。地處淮河和長江兩岸的安徽省，遭到百年不遇的大旱。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的家鄉……鳳陽縣，情況更為嚴重。頻繁的天災，加上“左”的政策，使農村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大批農民身背“鳳陽花鼓”走四方，靠說唱行乞度荒。1956年…1978年，鳳陽縣先後吃國家返銷糧4億斤，接受國家投資和貸款達1�36億元，是典型的“吃糧靠返銷，花錢靠救濟，生產靠貸款”的“三靠縣”。1978年，面對歷史上罕見的大旱，人們對依靠人民公社大呼隆勞動、共同度荒喪失信心，繼續外流行乞。這一情況，在全省帶有普遍性。爭生存、保太平，已成為各級領導的當務之急。秋種時，受命於危難之際的省委第一書記萬里，眼看無人下地播種，只好主持省委會議，冒著政治風險決定：集體無法耕種的土地，可以借給農民種，誰種誰收。並從集體耕地中，給每人借一分地種菜度荒。

中央五個農村一號檔案誕生記（2）

鳳陽縣馬湖公社在傳達貫徹省委決定時，群眾堅決反對繼續搞大幫轟的勞動方式和吃“大鍋飯”的分配辦法，強烈要求實行“分組作業，以產計工，費用包乾，節約歸組”的生產責任制。他們懷念1960年初實行過的生產責任制。那時，為了戰勝三年自然災害，鳳陽縣曾搞過類似包產到戶的“責任田”，效果極好，一度受到中央領導人*、鄧子恢等支援，後被作為“分田單幹、走資本主義道路”橫遭批判。好辦法雖然夭折，但農民們記憶猶新。

這次，幸好縣委書記開明，他體察民情，不僅沒有反對，反而贊成。但要求先搞試點，不聲張，不推廣。結果試驗成功：大災之年，全縣的社隊都減產，唯有馬湖公社10個試點隊未減產，而且有2個隊增產。訊息不脛而走，事關重大，立即招來了省和中央有關部門的調查組。福兮禍兮，幾經爭論，調查組還是給予了肯定。

無獨有偶，不久鳳陽縣梨園公社小崗生產隊又秘密搞起了包乾到戶。18戶農民簽字畫押。發誓守口如瓶，不對外講。如被查出，隊長坐牢，大家集體養活其全家老小。但訊息還是走漏了出去，公社幹部匆匆向縣委彙報，說小崗分田單幹，搞資本主義。

縣委書記聽完彙報後，長嘆一聲，搖搖頭說：他們窮“灰”了，還能搞什麼資本主義？就讓他們搞到秋後再說吧！

縣委睜一眼閉一眼的態度，大大保護了小崗。秋後小崗生產竟出現了驚人的奇蹟，糧食總產量為上年的4倍。這個合作化以來23年從未向國家貢獻一粒糧的“三靠隊”，包產到戶頭一年，第一次就向國家貢獻糧食3萬斤，油料2�4萬斤，農民收入每人平均達311元。

鳳陽的奇蹟，使人們思想開竅，看到了農村改革的希望，也啟迪了領導幹部的思想。安徽省委在總結各地經驗的基礎上，經過激烈的鬥爭，制定了《關於目前農村經濟政策幾個問題的規定》草案，簡稱“六條”。其主要精神是尊重生產隊的自主權，允許和鼓勵農民搞家庭副業，產品可以到集市出售，農活可以責任到人……安徽的“六條”是粉碎“四人幫”後，我國農村改革開放中最早的一份革命性檔案。獨具慧眼的*，雖然剛剛復出，擔任*中央副主席，但看到這份遭爭議的檔案後拍案叫好，立即毫不遲疑地支援。1978年，他出訪巴基斯坦途經四川，特地向當時的四川省委書記*推薦“六條”。四川省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