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了很多事情。

先是花費八年時間集中鑽研世界十幾個國家的人文典籍，與中國文化對照，寫成一本本書出版。後來又被自己所在學院的同事們選為院長，由於做得不錯，被上級部門看中，一時仕途暢達。這一切，使我的個人命運發生了重大的轉變，卻一點兒也沒有減少我對中華文化的憂慮。

一九八九年之後，這種憂慮越來越重。於是，出乎眾人意料，我突然辭去一切職務，也離開了原來的專業領域，形影孤單地向荒涼的原野走去。

“在這樣的官位上你還是全國最年輕的，當然也最有前途，為什麼辭得那麼堅決？”三位領導者一起找我談話，這是他們提出的第一個問題。

我怕說了真話有“故作深刻”之嫌，只好淺薄地笑一笑，搖搖頭。

兩位老教授找上了我，說：“已經是我們這個領域的頂級學術權威，而且會一直保持下去，這多不容易，為什麼硬要離開？”

我還是笑一笑，搖搖頭。

幾個老同學更是竭力阻止：“這年頭多少文化人都在忙著出國深造，誰像你，打點行裝倒著走？”

我又是笑一笑，搖搖頭。

我知道，自己這麼做，確實違逆了當時身邊捲起的一股股大潮。

違逆著做官的大潮、學術的大潮、出國的大潮“倒著走”，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因為一個人的肩膀摩擦著千萬人的肩膀，一個人的腳步妨礙了千萬人的腳步，總是讓人惱火、令人疑惑的。我只管在眾人的大呼小叫中謙卑躲讓、低頭趕路，終於，發覺耳邊的聲音越來越少。

怯生生地抬頭一看，只見長河落日，大漠荒荒。

二

這次獨行，與半山藏書樓時的情景已經大不一樣。

當年只是天下困頓，躲在一角猜測猜測黃帝的傳說，而現在，一種有關中華文化命運的責任，實實在在地壓到了自己肩頭。

我看到，中華文化突然出現了新的活力，但是，它能明白自己是誰嗎？它的明天會怎麼樣？

這麼一個大問題，突然變得急不可待。

在我之前的一百年前，中華文化瀕臨滅亡，也全然忘了自己是誰。有幾個中國知識分子站出來，讓它恢復了記憶。記憶一旦恢復，局面就全然改觀。

這幾個中國知識分子，不是透過中國文人所期盼的方式，例如創立學派、發表宏論等等，來做成事情的，而只是透過實物考證和現場踏勘，平平靜靜讓一兩個關鍵記憶慢慢恢復。

他們恢復的關鍵記憶，與夏商周有關。

夏商周！當年我離開半山藏書樓下山時，割捨不下的正是夏商周，現在繞了一大圈，又接上了。

我心中，閃現得最多的是那幾個中國知識分子的奇怪面影，他們幾乎成了我後來全部苦旅的最初動力。

因此，我要騰出一點篇幅，比較詳細地說一說他們。順便，也彌補了我擱置已久的夏商周。

三

十九世紀末，列強興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文化像水，而領土像盤，當一個盤子被一塊塊分裂，水怎麼還盛得住？但是，大家對於這個趨勢都束手無策。

人類很多古文明就是這樣中斷的，相比之下，中華文化的壽命已經夠長。

它有一萬個理由延續下去，卻又有一萬零一個理由終結在十九世紀，因此，這一個“世紀末”分量很重。

時間很緊，從一八九五年起，每年都危機頻傳，而且越來越兇險。一八九六、一八九七、一八九八、一八九九——

沒有輓歌，但似乎隱隱聽到了喪鐘。

一八九九，深秋。離二十世紀只隔著三陣風，一場雪。

十九世紀最後幾個月，北京城一片混亂。無能的朝廷、無知的農民、無狀的列強，打鬥在骯髒的街道和衚衕間。商店很少開業，居民很少出門，只有一些維持最低生存需要的糧店和藥店，還會閃動幾個慌張的身影。據傳說，那天，宣武門外菜市口的一家中藥店接到過一張藥方，藥方上有一味藥叫“龍骨”，其實就是古代的龜甲和獸骨，上面間或刻有一些奇怪的古文字。使用這張藥方的病人，叫王懿榮。

王懿榮是個名人，當時京城頂級的古文字學者，金石學家。他還是一個科舉出身的大官，授翰林，任南書房行走，國子監祭酒，主持著皇家最高學府。他對古代彝器上的銘文作過深入研究，因此，那天偶爾看到藥包裡沒有磨碎的“龍骨”上的古文字，立即產生敏感，不僅收購了這家中藥店裡的全部“龍骨”，而且囑人四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