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側面“打聽”到，國內的學術環境很讓這位教授失望，周圍的同事沒人跟他談學術，談理想，就談課題，談專案，談錢；沒人問他的學術思路，就關心他接到了多少縱向課題、能發幾篇論文。管理方式更讓他叫苦不迭，在國外“享受”慣了的他，在這裡什麼事情都得自己幹，要房子，跑報銷，還有各種會議，真正能用到學術研究上的精力大打折扣。據說，有一次，中午，他正在準備下午的學術報告，領導來電話，要求他下午去參加一個臨時會議，是一位重要的上級領導來調研，“務必參加”，並要求他將學術報告改期。他說，重要的活動，在國外是要提前一個月安排的，你怎麼只給我一個小時時間來安排？我的學術報告是早就安排好的，怎麼能給臨時出現的任務讓路呢？領導告訴他，是校領導點名要他參加，也就是說，不去不行。

不去不行。不適應這裡不行。

很顯然，用了一年多時間，他還是適應不了這裡。走也就成了必然的結局。只因為不像陳丹青先生那樣是公眾人物，才沒有引起多大波瀾。陳丹青先生並不“孤單”。

對話觀點：

正所謂“前因後果”，今日種種問題，我們要去找前因，乃至前因的前因。

今日中國的鄉村只是大量人口，不是文化機體，它沒有自己的教育資源，無法自己教育自己，只能等待政府給予教育。

所謂“國情”，就是外來事物進入中國，會變形，會被叫做“國情”的這麼一種潛在的、強大的力量重新塑造，不再是它原來的樣子了。

對話人：陳丹青

熊丙奇過去二十年時間裡，一直沒有停止過對重視教育問題的呼籲，包括普及義務教育，解決農村孩子失學問題，擴大高等教育規模，讓更多人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等。可現實卻令人失望，我們看到，農村的義務教育普及問題超乎我們的想像，初中學生的輟學率很高，新的“讀書無用論”又開始出現；高等教育規模擴大，但卻絲毫沒有降低對高等教育優質資源的爭奪程度，片面追求高分、強調識記能力的教育把學生打造成產出分數的機器；在大學裡，學生成為生產流水線上的產品，英語是一道工序，計算機是一道工序，專業技能是一道工序，這一道道工序疊加結束就出廠。

作者補記東北師範大學農村教育研究所對遼寧、吉林、黑龍江、河南、山東、湖北6省14縣的17所農村初級中學進行的一份調查顯示，農村初二學生平均輟學率超過40％。

（《6省14縣調查顯示：農村初二學生輟學率超過40％》，彭冰，《中國青年報》，2004年6月14日。）

陳丹青這得分兩步來說。第一，二十年前國家重視教育，是針對“文革”十年的遺患。許多措施的確扭轉了十年教育停頓造成的局勢，恢復了教育的部分功能。但是，第二，這二十年來，你剛才說的種種教育問題，比如說基礎教育和貧窮孩子失學的問題，其實並不直接牽扯到教育問題。問題在哪裡呢？我認為在於過去五十多年大量錯誤政策對整個社會與文化層面的深度破壞，這種破壞的後果、報應，開始在這二十年裡慢慢浮泛，慢慢顯現出來。譬如說，我們知青這一代是失學、無學的一代，是價值觀嚴重分裂扭曲的一代，是人格與品質大有問題的一代，可是二十年來當教師的，管教育的，正是我們這一代。這代人的品質與五六十年代管教育的一代人，與三四十年代管教育的一代人，你怎麼比？可是你現在不用我們這代人，不靠這代人，你去用誰？你還有什麼選擇？再譬如說，我上大學時，中國號稱八億人口。二十年後增加到十三億人口。我出國時的娃娃，今天都成了大學生、研究生，可是哪裡來那麼多好大學？哪裡來那麼多好教師？哪裡去找五六十年代、三四十年代那麼好的教育？

熊丙奇就是說，現在出現的問題，是我們過去採取的政策造成的。

陳丹青正所謂“前因後果”，今日種種問題，我們要去找前因，乃至前因的前因。譬如說整個鄉村教育問題。我不認為中國目前的絕大部分鄉村是真正意義上的鄉村，它只是居住著農民的大片“區域”。中國鄉村自身的歷史結構、深層結構、文化結構，那種自給自足的一個生態場，早已被百年間歷次變革給破壞掉了。今日中國的鄉村只是大量人口，不是文化機體，它沒有自己的教育資源，無法自己教育自己，只能等待政府給予教育。可是你想想，五四時期那代文化人全是鄉村出來的，幾乎沒有一個是都市人。不到一百年前，中國鄉村還有相當健全的文化根脈和教育體制。可是今天，政府必須包攬十多億鄉村人口的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