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地，但在名義是卻仍然是天下一統的宗主國，因而能夠過著體面尊嚴、富裕安寧的生活。有趣的是，老子在《道德經》裡也向往著小國寡民式的理想社會。或許，王子朝及其後裔之所以編寫《山海經》，乃是失國後的一種感情寄託，以便在其中構築出自己的理想。

9、事實上，《山海經》的內容既有官方性質，又有民間性質；既有中央意識，又能平等地對待遠方異國；既有明確的山川地貌的距離裡數，又記錄著各地的物產和風情。顯然，擁有上述資料（地理圖具有軍事價值，非常人可見），又能以平等的心態進行描述，亦非王子朝及其後裔莫屬。

有必要指出的是，王子朝一行及其後裔學者，乃是《山海經》一書的編輯、整理、改寫者，而不是《山海經》一書的原作者。實際上，根據筆者對《山海經》長達二十多年的多角度研究，認為《山海經》一書是由帝禹時代的《五藏山經》、夏代的《海外四經》、商代的《大荒四經》、周代的《海內五經》四部古籍合輯而成的。有關論述可參閱筆者所著《山海經地理復原圖注》一書，以及其他相關的論文。

不過，我們今天已很難一一分辨出《山海經》中究竟有哪些內容是傳自上古，哪些內容是由王子朝及其後裔學者所改寫或補充的（也不能完全排除後世其他學者又進行過改寫或補充）。例如，《山海經·中次十一經》記載豐山上：“有獸焉，其狀如猿，赤目赤喙黃身，名曰雍和，見則其國有恐。神耕父處之，常遊清泠之淵，出入有光，見則其國為敗。有九鍾焉，是知霜鳴。”郭璞注謂：“清泠水在西鄂山上，神來時水赤有光耀，今有屋祠也。”由於王子朝避居西鄂，筆者頗懷疑上述記載與王子朝奔楚一事有關：1，　“雍和”乃吉祥之名稱，反言其“見則國有大恐”，當為“好人不得好報”之意，似在為王子朝伸冤；2，神“耕父”之名有勤勞為民之意，卻稱“見則其國為敗”，亦在記述王子朝的不幸遭遇；3，所謂“有九鍾焉，是知霜鳴”，此九鍾乃是周王室的重要禮器，當系王子朝奔楚時帶走，其時正值深秋初冬，“是知霜鳴”可能是當時政局將變的一種前兆現象，被王子朝一行及其懷疑銘刻在心。

由於《山海經》是一部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專著，具有極高的軍事和政治價值，因此必然要影響到它的流傳。筆者推測，《山海經》由王子朝一行的學者整理編輯成書後，被作為重要禮品送給了楚國（王子朝一行在楚國政治避難，當然要送給楚國君臣一些貴重禮物，其中應當包括典籍、禮器。事實上，今天在荊楚一帶之所以出土有大量青銅禮器，或亦與此有關），並長期只在楚國上層流傳，因此屈原有條件讀到《山海經》，並據此創作出千古絕唱的《天問》等詩篇。在此前後，秦國對楚國構成巨大威脅，為了安全起見《五藏山經》中有關秦國與楚國交通要道的山川地貌的內容被人有意刪去，這部分內容便成為失傳的中次一經，其地理方位大約在今日秦嶺南麓的漢水、丹水一帶（現存版本的中次一經原屬被次二經）。

再以後，楚國被秦國所滅，《山海經》很可能與其他典籍一起被收藏於秦王朝圖書館內（在此之前，吳軍亦曾攻入楚都，不知是否有文獻典籍的轉移）。此後，劉邦率兵先入咸陽，秦王朝圖書館的大量文獻典籍被蕭何收取，併成為漢王朝圖書館的重要文獻資料來源；至此《山海經》一書才逐漸被漢代學者所知，可惜司馬遷在寫《史記》時由於不能很好地解讀《山海經》的內容而未能引用其資料資訊。

《山海經》一書成為顯學而為天下學者所知，是西漢末年的事情。公元前26年（漢成帝河平三年），漢成帝為了擴充國家圖書館館藏，一面向天下徵求遺書，一面命光祿大夫劉向等人對各類古籍進行大規模的編校整理，其中即包括《山海經》的編校工作。公元前5年，劉向之子劉歆（後更名為劉秀）子承父業繼續古籍整理工作；此後不久，劉秀便提交《上山海經表》，將原來流傳的三十二篇《山海經》，整理校定為十八篇的《山海經》，我們今天看到的各種版本《山海經》均源於此。事實上，《山海經》在漢代受到各界人士重視，與劉向父子以及東方朔等人的努力分不開，因為他們根據《山海經》的記載，解釋了許多遠方異國的異俗異物和出土文物現象。

需要指出的是，劉秀所校定的十八篇《山海經》原版，以及劉秀所依據的三十二篇《山海經》原版，均早已失傳。《山海經》在漢代中期流行一陣之後，，便重歸於寂寞。大約三百年後，東晉學者郭璞（公元276～324年，具有方士色彩）對《山海經》進行了全面的校訂和註釋，從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