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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這裡之所以介紹王子朝一行及老子行蹤，一是周室典籍失蹤之謎應當引起我國曆史文化界的足夠重視（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兩千五百年來，始終沒有一位學者認真提出這個問題），二是《山海經》的成書與上述事件有著密切的關係。《山海經》一書的作者（包括編輯翻譯改寫者），很可能正是追隨王子朝攜周室典籍奔楚的原周王室圖書館的官員、學者或其後裔。理由如下：

1、從《山海經》的篇章結構來看，具有某種總體框架，當有一個寫作綱領或編輯方針，並有一個彼此關係密切的寫作班子。

2、《山海經》中常跳躍出四言韻句，而《道德經》中亦經常使用四言韻句，此現象已被不少學者注意到。筆者懷疑四言韻句乃上古史官兼巫師的一種常用修辭方法，並被周朝史官所承襲，此點《尚書》亦可為證。因此，《山海經》的編寫者當系追隨王子朝奔楚的史官（兼巫師和學者）或其後裔。

3、《山海經》中的《西山經》、《中山經》內容特別詳實準確，表明編寫者同時熟悉周地和楚地的山川民俗典故，此正是王子朝一行或其後裔的特長。

4、《山海經》中的大量內容，當源自周王室圖書館收藏的典籍資料，其中不乏前朝歷史檔案記載的上古歷史傳說，以及各地諸侯國的報表文書和採自民間的神話故事（遠古神話傳說乃是歷史資訊的載體，參見筆者所著《追尋遠古的資訊》，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出版）。上述典籍資料其他人是難得一見的，但卻是隨王子朝奔楚的史官或其後裔耳熟能詳的。

5、老子的《道德經》，在當時堪稱長篇鉅著，但卻極為仔細地隱去所有特定的事件，必然有其苦心。對比之下，《山海經》也極為謹慎地迴避任何與現實有特定關係的事件，當亦有其苦心。或許，《道德經》之隱與《山海經》之隱，都出於同樣的原因，即它們的作者或編寫者出於某種現實的考慮而竭力想隱瞞自己的真實身份。因此，如果《山海經》的作者或編者是王子朝一行或其後裔，那麼他們確實有理由隱瞞自己的身份。此外，王子朝一行及其後裔頗有點“裡外不是人”的難處，因此他們也不願意對現實發表意見，而是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典籍文獻的整理編輯上。與此同時，編寫《山海經》這樣的大部頭著作，需要編寫者有著充裕的時間、充足的財力，並且沒有或少有世俗雜務的干擾；顯然，這樣的條件乃王子朝一行的後裔所充分具有的，而這種工作也成為他們新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樂趣。

6、相傳孔子50歲才讀到《周易》一書，時在公元前501年。對此我們有了新的解釋，即《周易》等書原為周王室秘藏典籍，外人通常是讀不到的；但是自從王子朝攜周室典籍奔楚之後，原來秘藏的《周易》等書才逐漸流傳出來。這是因為，王子朝一行及其後裔，已經失去了往日的財富來源，他們必須尋找新的謀生方式，其中就包括編輯、抄寫、撰著並出售各種典籍圖書資料（珍貴的原版圖書應當早已秘藏起來，但也不能排除有部分原版圖書流散於世的情況）。據此，筆者有理由認為，正是王子朝一行及其後裔開創了中國的圖書出版業，而大量周室典籍的傳抄流行又促進了教育特別是私學的興起，而私學的興盛又促成了春秋戰國諸子百家的學術繁榮（正如敦煌藏書的外傳促成了敦煌學的興起一樣）。事實上，老子撰寫的《道德經》一書，應當算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由個人撰寫的並闡述個人見解的著作；而所謂孔子刪定《詩》、《書》云云，則表明孔子收集到一部分散失的周室典籍，並將它們重新整理成冊（過去學者均誤以為孔子從所有周室典籍中選出了一部分內容編輯成冊）。

7、鄒衍的大九州、小九州觀念，很可能得自於《山海經》，或得自於王子朝一行的後裔學者們（古代南陽地區的文化、學術發達，張衡、張仲景、晁錯等人才輩出，亦得益於此）。這是因為，大九州、小九州觀念含有以某地為中心的思想，然而齊國近海而不處於中原之中心，當時只有周王室的人（包括其後裔）才有著強烈的中央一統的觀念。

8、《山海經》一書既洋溢著中央四方、天下一統的觀念，同時又處處流露出對自得其樂、自給自足的家園小國的讚美和嚮往。對此，一種合理的解釋是，王子朝一行及其後裔，仍然深深沉陷於回憶往昔美好歲月的記憶中，那時周王室雖然只有很小的直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