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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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企業社會的啟蒙哲學

彼得？德魯克為中國的企業社會帶來了什麼？

文/《南風窗》主筆　袁衛東

在一個全球化的企業競爭時代，中國人依舊深深困惑於這樣一個事實，為什麼中國企業依舊處於歷史的困境之中，而無法贏得與這個時代匹配的主流價值？

美國《財富》雜誌，在為紀念其推出“世界500強”企業排行榜50週年時，曾經宣稱，大企業是人類最偉大的創新之一。《基業長青》的作者柯林斯，更進一步將“現代公司”，列為與美國憲法同樣偉大的社會發明，其“最主要的原因在於它是連線市場機制與*政治的橋樑”。這顯然是現代文明對公司意義精闢的見解。

簡單的說，公司可以創造屬於它們自己的有力世界，而且有其不凡的使命。而在中國，遠非如此。

新世紀以降，一波又一波的企業大震盪，最終讓中國當代商業史，在其20多年的經驗積累之後，依舊充滿動盪和深不可測的命運危機，這不僅是企業人物的沉淪，企業的危機，甚至覆滅，而且演變為一場本土企業主流價值的塌陷。這反過來進一步加重本土企業群體的危機。

人們不免困惑：為什麼中國本土企業以如此極端的方式來展現它的進步？

與25年改革史，如影相隨的中國當代商業史，其20年的價值尺度如何刻下？

人們不禁追問：中國政治與企業的分界線到底在哪裡？我們需要什麼樣的企業家？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國家戰略？我們是“告別強盜資本家”，還是告別中國式的官商勾結？新政商關係能出現嗎？一場以社會基本倫理為代價的致富和崛起，還要繼續嗎……

最終，中國本土企業如何展開其內外“合作秩序”，在一場以“中國崛起”為主題的現代文明大擴充套件中，獲得主流價值？

在20多年的改革開放上，經濟學曾經因為其對於中國市場走向持續的倡導與論證，獲得異乎尋常的主流地位，並由此成為中國商業時代的啟蒙哲學，但在一箇中國從政經改革驅動，轉向企業價值和競爭力為新動力的巨大轉型時代，就需要新的真正抓住歷史本質的思想座標。

彼得？德魯克對於現代工業社會長達半個世紀以上的觀察與思考，因為其奠定管理學源流，而在這個國家已經引起相當的重視。這不僅在於德魯克探索和建構的知識體系，而且在於其對於全球企業社會發展趨勢的深刻洞悉，以及遠見卓識。上個世紀50年代，他就“預測到計算機技術總有一天如何徹底改變商業”，而在60年代初，他就“前瞻性地呼籲人們關注日本即將崛起為工業大國”，而在20年後，他又“警告日本將面臨經濟停滯”……

而在美國再一次成功捍衛“美國世紀”時，德魯克卻宣稱“美國的經濟主宰地位已經結束。正在興起的是一種由區域集團組成的世界經濟……”

對於正在理想中以美國商業史為藍本的中國企業界，在超級CEO傑克？韋爾奇，戰略思想家邁克爾？波特，營銷專家科特勒……大行其道之時，德魯克對於中國時代獨特的價值在於，他以其深刻的企業哲學筆觸，將一個正在行進的時代真正的本質揭示：一個自由企業社會的誕生，以及其基本的體系和命題。這讓瀰漫於時代上空的流行思想和口號變得軟弱無力。在這之前，中國的歷史時代，在界定自己的時代座標時，浪費了太多的時間和詞彙。

在60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標定全球文明的走向時，德魯克就開始了這種分水嶺式的思考和寫作。“我們再也不能拖延關於工業社會基本問題的討論了……論述大型商業公司與自由工業社會之間的關係”，在德魯克的視野裡，大企業，即大型的綜合性生產單位在過去50年中作為一種社會實體而出現，可以說是西方世界近代社會史上的頭等大事。而所有現代社會的核心問題都圍繞我們想從大企業中獲得什麼，圍繞著大企業以及它所服務的社會採取何種組織形式才能最好滿足我們的願望和需求。

在德魯克看來，在自由企業體制下的大企業，作為決定性和代表性的社會經濟機構，它為人們樹立了典範，決定了他們的行為。而現代社會的特徵也是“由三個因素共同決定和塑造：大企業的組織形式，大規模生產技術，以及大型公司在多大程度上實現了我們的社會信仰和希望。”

那麼，以美國為藍本的自由企業社會，其歷史的本質是什麼？

這不僅在於“除非發生重大災難……否則沒有任何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