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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是當之無愧的偉大的軍事家和戰略理論家，他的成功不僅僅在於他本身的英明，還有在於他能夠將一大批批仁人志士團結在他的周圍，充分汲取和總結他們的有益經驗和思想精華，從這個意義上說，抗日戰爭中毛澤東的戰略思想也是中國共產黨人集體智慧的結晶。抗日戰爭時期，周恩來和朱德是對毛澤東遊擊戰思想貢獻最大的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

周恩來在抗戰中的一個創舉就是關於開展游擊戰必須以敵後抗日根據地為依託的問題。1937年周恩來一到山西就注意考慮在新形勢下如何建立敵後根據地問題。經過充分調研，他依據當時的情況，提出由中國共產黨、犧盟會和其他群眾團體參加的，由共產黨、八路軍領導的“戰地動員委員會”的設想。並親自領導起草動委會工作綱領。該綱領經與閻錫山多次談判透過後，9月20日，第2戰區民族革命戰爭戰地總動員委員會在太原成立。之後，周恩來又提議把對配合八路軍動員群眾，開展游擊戰爭，支援前線發揮了巨大作用的動委會發展成實際的政權組織。並具體指導了第一個敵後抗日根據地晉察冀邊區抗日民主政權的建設。事實證明，敵後根據地的發展，為游擊戰爭走出戰術的範疇，上升到戰略地位，起了巨大作用。

周恩來還妥善處理了在國民黨正面戰場作戰中游擊戰與運動戰、陣地戰的關係，這是周恩來幫助指導國民黨正面戰場進行持久戰所作的重要貢獻之一。1938年2月，周恩來針對日敵長驅南下，國民黨正面戰場節節敗退的現實，在《怎樣進行持久戰》一文中論述了游擊戰與運動戰、陣地戰的關係。他說：“今後作戰，將更便於發揮我中國軍隊在山地戰、運動戰中的特點，但這並不是陣地戰就不要了，沒有某些支點和要塞的頑強防禦，便不能吸引和暴露敵人的兵力，阻止敵人前進，使我主力部隊得以進行突擊；但這也不是說將以游擊戰爭為主了，運動戰是正規戰的一種，並不是游擊戰。游擊戰是配合正規戰的一種主要的輔助戰術。只是在敵人佔領和包圍區域，主力部隊不易立足和不易集中行動的條件下，才以游擊戰為主，游擊戰本身是不能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的”。要最後戰勝日本帝國主義，不僅要發揮游擊戰和運動戰的特長，並且要在提高技術的條件和軍隊現代化的基礎上，使我軍逐步提高陣地戰的能力。同年2月，在《關於軍事問題答記者問》一文中，周恩來進而闡述了游擊戰爭的含義：“游擊戰不是正規戰，並不負決戰的任務。它是以兩種方式形成，一是部隊中派出的遊擊支隊，一是群眾武裝的隊伍，在不定的戰線上，進行襲擊、擾擊、截擊和破壞的戰鬥，以達到吸引、牽制、分散、迷惑、遲滯、疲憊、削弱和打擊敵人的目的”。並強調在戰略防禦階段，“戰略方針，應以運動戰為主，配合以陣地戰，輔助以游擊戰”。周恩來就是靈活運用上述思想，先向奉調去徐州協助第5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指揮作戰的國民黨副參謀總長白崇禧建議，繼之又派張愛萍去見李宗仁，當面轉達他的意見，終於促成徐州會戰並取得臺兒莊大捷。臺兒莊大捷，是中國國民黨軍隊和新四軍相互配合，繼平型關大捷後，取得的又一勝利，大大鼓舞了中國軍民的鬥志，也給長驅南下的日本侵略軍以沉重打擊。

進入相持階段後，周恩來針對敵人的方針轉向以戰養戰，作戰重點轉向敵後的特點，提出敵後游擊戰爭的任務有兩個：一是建立敵後的抗日遊擊根據地；二是不斷地消耗敵人的有生力量，也就是變敵後為前方，積小勝為大勝。同時依據變化了的環境和條件，將產生於紅軍時期的游擊戰術十六字訣，補充和發展為：“敵擊我隱”，“敵分我襲”，“敵進我伏”，“敵圍我散”，新的十六字游擊戰術原則。這對於勝利開展游擊戰爭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極大地豐富了毛澤東軍事思想。

朱德堪稱是一位偉大的抗日遊擊戰的戰術家。自1937年７月至1940年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