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青年，卻並不將中國的事情暫且放下。他們常希望中國革命的成功，贊助中國的改革，總想盡些力，於中國的現在和將來有所裨益，即使是自己還在做學生。

張秀哲君是我在廣州才遇見的。我們談了幾回，知道他已經譯成一部《勞動問題》〔3〕給中國，還希望我做一點簡短的序文。我是不善於作序，也不贊成作序的；況且對於勞動問題，一無所知，尤其沒有開口的資格。我所能負責說出來的，不過是張君於中日兩國的文字，俱極精通，譯文定必十分可靠這一點罷了。

但我這回卻很願意寫幾句話在這一部譯本之前，只要我能夠。我雖然不知道勞動問題，但譯者在遊學中尚且為民眾盡力的努力與誠意，我是覺得的。

我只能以這幾句話表出我個人的感激。但我相信，這努力與誠意，讀者也一定都會覺得的。這實在比無論什麼序文都有力。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魯迅識於廣州中山大學。

〔1〕本篇最初印入《國際勞動問題》一書，原題為《〈國際勞動問題〉小引》。

〔2〕臺灣在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戰爭後被日本侵佔，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勝利後恢復。文中說的張我權，當為張我軍（1902—1955），臺北板橋人。當時是北京師範大學學生。

〔3〕張秀哲　臺灣省人。當時在廣州嶺南大學肄業，曾與人合著《毋忘臺灣》一書。《勞動問題》，原名《國際勞動問題》，日本淺利順次郎著。張秀哲的譯本於一九二七年由廣州國際社會問題研究社出版，署張月澄譯。

略談香港〔1〕

本年一月間我曾去過一回香港〔2〕，因為跌傷的腳還未全好，不能到街上去閒走，演說一了，匆匆便歸，印象淡薄得很，也早已忘卻了香港了。今天看見《語絲》一三七期上辰江先生的通訊〔3〕，忽又記得起來，想說幾句話來湊熱鬧。

我去講演〔4〕的時候，主持其事的人大約很受了許多困難，但我都不大清楚。單知道先是頗遭干涉，中途又有反對者派人索取入場券，收藏起來，使別人不能去聽；後來又不許將講稿登報，經交涉的結果，是削去和改竄了許多。

然而我的講演，真是“老生常談”，而且還是七八年前的“常談”。

從廣州往香港時，在船上還親自遇見一樁笑話。有一個船員，不知怎地，是知道我的名字的，他給我十分擔心。他以為我的赴港，說不定會遭謀害；我遙遙地跑到廣東來教書，而無端橫死，他——廣東人之一——也覺得抱歉。於是他忙了一路，替我計畫，禁止上陸時如何脫身，到埠捕拿時如何避免。到埠後，既不禁止，也不捕拿，而他還不放心，臨別時再三叮囑，說倘有危險，可以避到什麼地方去。

我雖然覺得可笑，但我從真心裡十分感謝他的好心，記得他的認真的臉相。

三天之後，平安地出了香港了，不過因為攻擊國粹，得罪了若干人。現在回想起來，像我們似的人，大危險是大概沒有的。不過香港總是一個畏途。這用小事情便可以證明。即如今天的香港《迴圈日報》〔5〕上，有這樣兩條瑣事：k陳國被控竊去蕪湖街一百五十七號地下布褲一條，昨由史司判笞十二藤雲。

k昨晚夜深，石塘嘴有兩西裝男子，……遇一英警上前執行搜身。該西裝男子用英語對之。該英警不理會，且警以bbb。於是雙方纏上警署。……

第一條我們一目瞭然，知道中國人還在那裡被抽藤條。

“司”當是“藩司”“臬司”〔6〕之“司”，是官名；史者，姓也，英國人的。港報上所謂“政府”，“警司”之類，往往是指英國的而言，不看慣的很容易誤解，不如上海稱為“捕房”之分明。

第二條是“搜身”的糾葛，在香港屢見不鮮。但三個方圍不知道是甚麼。何以要避忌？恐怕不是好的事情。這bbb似乎是因為西裝和英語而得的；英警嫌惡這兩件：這是主人的言語和服裝。顏之推以為學鮮卑語，彈琵琶便可以生存的時代〔7〕，早已過去了。

在香港時遇見一位某君，是受了高等教育的人。他自述曾因受屈，向英官申辯，英官無話可說了，但他還是輸。那最末是得到嚴厲的訓斥，道：“總之是你錯的：因為我說你錯！”

帶著書籍的人也困難，因為一不小心，會被指為“危險檔案”的。這“危險”的界說，我不知其詳。總之一有嫌疑，便麻煩了。人先關起來，書去譯成英文，譯好之後，這才審判。而這“譯成英文”的事先就可怕。我記得蒙古人“入主中夏”時，裁判就用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