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和尚去告狀追債，而債戶商同通事，將他的狀子改成自願焚身了。官說道好；於是這和尚便被推入烈火中。

〔8〕我去講演的時候也偶然提起元朝，聽說頗為“X司”所不悅，他們是的確在研究中國的經史的。

但講講元朝，不但為“政府”的“X司”所不悅，且亦為有些“同胞”所不歡。我早知道不穩當，總要受些報應的。果然，我因為謹避“學者”〔9〕，搬出中山大學之後，那邊的《工商報》〔10〕上登出來了，說是因為“清黨”〔11〕，已經逃走。後來，則在《迴圈日報》上，以講文學為名，提起我的事，說我原是“《晨報副刊》特約撰述員”〔12〕，現在則“到了漢口”〔13〕。我知道這種宣傳有點危險，意在說我先是研究系的好友，現是共產黨的同道，雖不至於“槍終路寢”〔14〕，益處大概總不會有的，晦氣點還可以因此被關起來。便寫了一封信去更正：“在六月十日十一日兩天的《迴圈世界》裡，看見徐丹甫先生的一篇《北京文藝界之分門別戶》。各人各有他的眼光，心思，手段。他耍他的，我不想來多嘴。但其中有關於我的三點，我自己比較的清楚些，可以請為更正，即：”一，我從來沒有做過《晨報副刊》的‘特約撰述員’。二，陳大悲〔15〕被攻擊後，我並未停止投稿。三，我現仍在廣州，並沒有‘到了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