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遊俠倒做慣了。”於是便答應了。

二月初，我倆回到美國紐約的家中，又可以看見窗外溫馨的燈火了。她在學習及拍《楊瀾視線》之餘，拿起了筆。

二月初，也恰好是我們證實了我倆的第一個孩子已經開始孕育的時候，於是楊瀾寫這本書的過程，也就是她“懷胎十月，瓜熟蒂落”的過程。所以有的朋友說楊瀾是在孕育“雙胞胎”，這是恰如其分的。

這本散文集“遊歷”了楊瀾“記憶中的島嶼”，重溫了她“難忘的熒屏”，回顧了“留學的日子”，表達了她對“藍色的海洋”的嚮往，也記下了她絮絮“心語”及人生的感悟—這是楊瀾的第一本書。

楊瀾今後一定還會寫書，但這本書的意義卻永遠不一般。

我分享著楊瀾在這本書中呈現的一切：寫在紙上的及蘊含在其間的。楊瀾認為我最瞭解她，固執地“逼”我來寫這個序。我於是便寫下了以上這一段文字，權作序吧。

好在我和她都年輕，我們還需要繼續遊蕩。永遠胸懷著明燈，在人生的黑洞中游蕩。

寫於一九九六年九月十日東京至紐約飛行途中憑海臨風機會是我的嗎？

曾經的大學生

一九九五年八月，我利用暑假時間，回到中央電視臺，主持“95國際大專辯論會”。場上的辯論激烈精彩，場後的簽名採訪也讓人應接不暇。在一番手忙腳亂之後，觀眾已經散去，我長長地出了一口氣。場內有工作人員開始打掃。我向他們道別後，換了輕鬆的便服，舒適的平底鞋，躡手躡腳地走進隔壁第十演播室的走廊。周圍非常安靜，只聽見自己的腳步聲。演播室的大門越來越近。那扇門又重又厚，包著黑色的皮革，關得嚴嚴實實的，彷彿連空氣也透不出來。門軸很滑潤，用力推開大門，也不發出任何雜音。

演播室裡沒人注意到我的出現。全場的燈光聚集在場內中央，那裡站著主持人程前和王雪純，兩邊八字排開的是嘉賓。男女各佔一邊，正在回答關於萊茵河的一個什麼問題。穿白、紅兩色T恤衫的觀眾坐在主持人對面，有人在竊竊私語，好像在抱怨燈光太烤人了。“如果你現在站在主持人的位置，才知道什麼是烤人呢。”我心裡想。靠牆角，正大綜藝公司的女業務經理陳慧貞小姐，斯文地坐在監視器旁，用職業的眼光審視著螢幕。主攝像還是馮際慶老師，全神貫注的。現場導演我不認識，其他幾位攝像臉孔也陌生。

沒有看到什麼不起眼的空位子，我便用最輕的腳步，沿牆邊走上又陡又窄的鐵板樓梯。從下往上數的第八級臺階比上下兩層都略高一點，不熟悉的人很容易在這兒踩出響聲，還曾有一位技術員在這兒絆過一跤，摔得不輕，還好，這些我都記得。

一分鐘後，我就站在了控制室外的平臺上。倚著欄杆，沒有任何東西擋住我的視線，那下邊白花花的燈光裡，曾經站著我自己。

那是一個神差鬼使走上電視的大學生。

那是一九九○年，我二十一歲，在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系讀四年級。出於未來工作考慮，主修國際經濟。每門功課都還學得不錯，一直排在年級的前幾名，特別是口語，幾年中保持全優。大概有一定組織能力，人緣也不錯，所以被選為系學生會副主席，業餘加入了學院話劇團，曾在英語彙演中得過最佳女演員的稱號，演的是一個研究心理分析走火入魔，終於幡然醒悟的英國婦人，也曾在一些校級演出中擔任過主持——其實談不上主持，只是報幕而已。這些對我後來做電視主持人都有幫助。自從我走上電視，也有不少節目依照我“成功”經驗，專門到外語學院去找大學生做主持人。理由是，一來大學教育保證了良好的知識基礎，二來語言教育，特別是口語訓練使這些學生具備了出色的表達能力，三來學外語的學生，眼界比較開闊，氣質也比較現代。這些理由都成立，但是還有不少製片人和導演說：“很難找到第二個楊瀾。”

人，畢竟不是產品，靠設定程式的流水線是出不來的。趙忠祥老師是高中畢業後直接被選入電視臺做播音員的，今天，有誰能夠重複他的軌跡？不說主持，單是給《動物世界》配音，有哪個人能做到像他那樣出神入化？又有誰能說那只是發音吐字的訓練結果呢？

給主持人靈魂的是他自己的內心世界，主持人不僅與觀眾分享熒屏時間，而且分享內心感受和思想。任何其他的素質與此相比，只是技巧而已。

而每個人的內心世界，該有多大的區別！

我的大學生活的真正的饋贈，是它給了我豐富的思想和情感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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