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非美國出生，在三大電視網中一家任職的業裔主持人，拿一份優厚的待遇。但她卻堅決不願意。她說：不是自己的國家，再成功，心中不會滿意的。於是，她連現成的綠卡也不拿。

於是，我們先處理掉了在加州的海邊別墅，後又賣了佛羅里達的房子，決心徹底回國了。

楊瀾固執的例子之二，是她連“飛來橫財”都不要。楊瀾做了央電視臺四年的主持人。卻沒攢下幾個錢來。她外出演出開始得比別人晚，走的地方也太少，每次酬金的部分又要上繳給臺裡，而主持節目的服裝卻大多是自費的。到了美國後，儘管“正大”的謝國民先生主動地負責了學貨，昂貴的生活費卻令楊瀾感到拮据。在認識我之前，楊瀾已有過多次拍廣告的邀請，開價竟高達百萬港幣，她卻拒絕了。認識我後，又有一次有人慷慨地提出願意支付相當可觀的廣告酬金，她又拒絕了。

楊瀾的固執之三，在於她可以超脫塵世的一些東西，而堅持自己的想法。

一九九六年初，當楊瀾要回國的訊息在國內公開後，在大多數人讚美的同時，有一些說法也傳了開來：楊瀾嫁了有錢的丈夫，所以可以不拍廣告；楊瀾回來搞專題節目是為了賺錢，搞名人效應，等等等等。我曾為此而大動肝火，認為“報國未嘗有門”，再一次勸她另做打算。楊瀾也很生氣，但她最終還是說：“我哪怕是碰得頭破血流，也要撐下去，來證明這個國家有容我的地方。”

但歸根結底，楊瀾對我來說，是一個好妻子；她有的菜做得很好，有的菜做得不好，但她總是忙著給我做好吃的；她也是我最好的伴侶：我脾氣大的時候，有時她耐心，有時她也有脾氣，但她總能很快地把我倆鬱弄得笑起來；楊瀾更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倆都慶幸在茫茫的人海里，能遇上這麼一個知己。

有一次她問我：“據心理學家統計，人在瀕死的時候，一生中最有意義的一冪幕會像放電影一樣在眼前閃過，猜一猜有什麼？”我茫然地搖了搖頭。

她說：“沒有我主持大儀式的輝煌，也沒有你賺錢成功的欣喜。”“那有什麼？”我不解地問。她說：“只有一些普通的、有關家庭的事。例如：夫妻久別重逢啦，孩子出生啦，等等。”她又說，人瀕死時，這一幕幕過去後，人就會覺得處身於一個黑暗的隧道，向著另一端的光明飛去。我忽然悟出點味來了：大概人的航行不是為了航行而航行，而是為了找一個好港灣，一個樂得其所的家吧。

我與楊瀾，註定了餘生還要一起航行的。

去年夏日的一天，我們到了希臘，到了愛琴海上的桑託林島。此島是一絕：三百多米高，筆直站在海水中，像一堵牆，像一張帆。桑託林島據考證，是“亞特蘭蒂斯”—“大西洋國”的唯一殘存，公元前三四千年的一次大災難毀火了大西洋國，也削掉了桑託林島的一半，使之成為大自然歎為觀止的一景。島上所有的人家均建在懸崖頂上。我們騎著毛驢來到山頂的平地，頓覺一陣莫名的愜意。山頂的民居只有藍、白兩色，整潔乾淨至極。我們來到懸浮在崖邊的一個露天酒吧，方才發現我們身處的陽臺，竟同時又是另一家民居的房頂—驕傲地伸出懸崖去，俯視著一大片藍與一小塊綠—那是一個火山島。時間到此好像停止了，世間的一切好像都變得無所謂了。我呷上一口桑託林居民土釀的葡萄酒，頓覺自己醉了。於是便釋放出白己的心去，任其劃破那湛藍明亮的天空，去追逐遠處的幾點白帆。忽然，楊瀾驚呼起來。原來在一旁研究著觀光介紹書的她發現，桑託林島每幾十年便被摧毀一次—隔壁火山島的“功勞”。每次火山爆發，總是伴發地震，將崖頂的村落掃個支離破碎。但桑託林人永遠不願搬走。書上說：“是因為這裡太美了。”她講完後，若有所思起來。本來在這樣燦爛透明的陽光中，置身於我們當時的所在，多一句話鬱是不需要的。但她隔了一會兒說：“人瀕死時過的黑色隧道的那一頭有光的地方，一定也很美吧，但你不一直走，就體驗不到了。”

離開桑託林，我與她相約：今後若在塵世煩惱的煎熬中耐不下去了，便一同再來桑託林，好將靈魂掏出，放在碧空淨水中洗一洗。今年一月，我們倆回到上海時，上海文藝出版社的黃惠民先生找到我，希望她出一本書。我與黃先生談得很投緣，竟答應促成這事。

她知道後說：“還是不寫為好吧。一是怕功底不深，白紙黑字，貽笑大方；二是怕招惹麻煩。”

我說：“文筆稍欠無妨，只要文如其人，貴在真實就行了。至於其他麼，我們總還可以去桑託林淨化淨化。”

她笑了，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