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腹憂慮，自然只能短命而死；這樣的人，或者鋌而走險，或者含垢忍辱，要他們崇尚道德，身體力行，是絕對辦不到的。而這一切，歸根結底，同樣是要治理人的君上負責的。要不是他們剝奪了老百姓的一切，老百姓又何至於落到這步田地！

瞭解了這個，就不難了解八件政事的次序，為什麼要食、貨為先，其他為後了。食、貨是養生的物質基礎。沒有它們，人就不能生存，更不要說其他東西了。只有老百姓安居樂業，有吃有穿，然後才能談得上祭祀鬼神，才能談得上內政外交、禮樂刑政等一切政治制度與教化、賞罰、邦交、戰爭等具體的政治行為。否則，一切都談不上。

這樣以老百姓的衣食住行與福祉，作為皇權政治的前提與基礎，哪兒還有比這更崇高、更張揚的民本思想呢？

《洪範》原是寫給皇帝看的，滿篇可以說都是對於皇帝的建議或要求。有了上面這樣堅實的天人與民本思想為基石，安石對於所有其他方面的闡釋，當然也同樣會高人一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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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遺事　第五十七回（3）

他認為《洪範》所說的貌、言、視、聽、思五事，實際上是帝王的一種修身途徑，其次序也是刻意安排好的。外貌恭敬，語言溫順，才能耳目聰明，善視善聽，才能透過學習而具有智慧，廣置謀略，最後再經過思考而達到神明的境界。五件事中，思維是最重要的。要成功一件事情，無論開頭還是結尾，都離不開思維。一旦透過思維達到神明的境界，人就可以隨心所欲，無所不知了。就是不想不動，僅憑自己的直覺，也一樣可以通曉一切。

完成了這樣的修為，人君才能涵養正直、剛強、柔軟等三種品德，才能窮理盡性，既有原則，又通權達變。而有了這一切，人君才能真正一切都以義為旨歸，行動適當，合於中庸，不偏不倚。凌弱媚強，從而導致善不長、惡不消的可怕事情，就不會再出現；所有有才能的人，也會主動為我所用，積極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了。長此以往，自然就是天下大治。

有君道，即有臣道，兩者是相比較而存在的。《洪範》既談君道，當然不能不涉及臣道。安石強調，君臣應當各安其位。執常以事君，是臣之道；執權以御臣，是君之道。就是說，一個是被領導，一個是領導，兩者的關係決不允許顛倒。象徵君權的，有三樣東西：一是作福，二是作威，三是鐘鼎玉食。作福是給人恩惠，讓人享受福樂；作威是給人禍災，以示懲罰；鐘鼎玉食，是享受生活的一種規格。這三樣東西都是人君獨自享有的，決不允許任何人分享。身為人臣而想得到這三樣東西，就是僭越，就會導致天下大亂，應該受到嚴懲。

安石雖然嚴格君臣之分，卻也為人臣的才用施為，留下了廣闊的天地。人君應該充分相信臣下，讓他們放手而為。就像日月行天而有四季一樣，皇帝有了臣子的操勞，他就可以拱手而治，不必有任何辛苦了。雖然如此，臣子的所作所為卻必須符合一個標準：聽從老百姓的呼聲。《尚書》說：“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連天都不能違背老百姓，何況皇帝？而如果皇帝也不能不聽老百姓的，那麼，代他牧民的臣僚，怎麼敢不聽百姓的呢？

《洪範》談的是為君之道，只在有所牽連時才偶爾涉及別的。受它的這一限制，安石自然不能暢所欲言。只有性命之學，才真正是所謂人的哲學，涉及所有的人，無論君臣，大人小人。不探討這個問題，人的一切言行及由此而引發的種種活動，都不能得到合理的闡發，從而也就難以得到真正徹底的發揮了。任何一個關心人事的學派，從孔孟到荀子，到揚雄，到韓愈等等，沒有不關心性命之學的。安石對性命之學的關注，同樣由來已久。

還在他在舒州、常州、江東做地方官前後，安石就以通儒名揚全國了。歐陽修薦他，不也說他“學問文章，知名當世”嗎？這樣的名聲，哪裡會是浪得的呢！它主要得力於安石几部著作的流傳風行。一部是《易解》，專門闡釋《易》經。儘管時有真知灼見，也為海內專家所廣泛推崇，可他自己始終不滿意，總覺得是一個青年人極不成熟的率性之作，寧願當初沒有寫它才好。另一部，就是《淮南雜說》了。淮南是泛指淮河以南的廣大地區，舒州、常州，乃至江東，無不都可以稱作淮南；而雜說則既指文章所論不一，題材極為普遍寬泛，又指一事一議，點到為止，不作深論。這些文章，大抵都是在他當地方官時抽空寫好，為好事者拿去刻印流傳的。《淮南雜說》涉及的東西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內容就是性命之說。但他對這些文章並不完全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