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合情理的程度，所以，B部分實際上是專門針對全職妻子的一種稅收

減免政策。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你不把家庭稅務補助金當做是一種平衡實際收入相等的單、雙收

入夫婦淨納稅額差距的秘密途徑，那它實際上所起的效果，就是提高職業女性的稅率。請看

艾普斯教授所舉的另一個例子。2003~2004年間，一個從事兼職工作、年收入為20

000澳元的妻子，如果按個人納稅，繳稅額不到2700澳元。這樣，她的平均稅率為。可

實際上，根據艾普斯教授的估計，從事兼職工作、年收入19

200澳元的已婚婦女，有效平均稅率高達。這是怎麼回事呢？因為，除了以個人身份納

稅之外，妻子們還要扣掉一部分家庭稅務補助金。　如今的財政部長彼得？科斯特羅（Peter

Costello）希望有儘量多的人從事受薪工作，緩解因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成本。可按國際標

準來看，澳大利亞婦女的就業率並不高—如果把從事兼職工作的婦女也算上，那澳大利亞女性

的就業率就更低了。為什麼我們女性的就業率如此之低呢？一個可能的原因是，我們的總理

大人認為，相較於同等收入的其他人，對職業婦女課重稅是個好主意。還有個可能的解釋，

我們的總理大人認為，限制政府在兒童保育方面的支出同樣是個好主意（直到最近才有所變

化）。

讓我們回到人口出生率問題上。伴隨著20世紀60年代中期避孕藥的發明，我們總體生育率（

每名婦女生幾個孩子）的顯著下降，與越來越多的已婚婦女重返職場，兩者存在緊密聯絡，

對此似乎沒有太多值得懷疑的地方。生育率從1961年的峰值，跌到20世紀90年代末的

6—遠遠低於的人口更替率。幸運的是，最近6年人口出生率有所增長。所以，人口統計學

家所預計的進一步衰退，說不定並不會真正出現。然而，我們那些好眼光的領導者，卻不願

給此事一個轉圜的機會。

科斯特羅先生公佈2004年聯邦預算（其中包括一項新生兒補助計劃）的時候，他敦促人們“回

歸家庭，履行自己的愛國義務”。他試圖用這一笨拙的幽默話，掩蓋他對人口出生率問題的態

度大轉變。2002年發表《跨代報告》（Intergenerational

Report）時，科斯特羅尚認為，較高的出生率，反而會加劇人口老齡化的問題，而且，政府

沒有什麼辦法能逆轉此一發展趨勢。的確，就業人口既要贍養退休的父母，又要照顧未成年

的孩子，這樣一來，孩子越多，日子越難過。

但這種看法是很短視的。社會必須照顧年輕人到20～25歲，幫助他們接受教育，但25歲之後

，年輕人就變成了勞動力，有能力贍養他人了。至於科斯特羅認為政府沒有什麼辦法能逆轉

此一發展趨勢的看法，更是完全不對—他後來的預算方案和花言巧語同樣不對。如果你認為，

給3000澳元的新生兒補助—到2008年進一步增加至5000澳元—並不足以影響夫婦生養孩子的決

定，那你可算說對了。就其本身而言，新生兒補助方案能夠帶來一些有利後果，但微不足道

。

用錢鼓勵夫婦生孩子的想法，可謂目光短淺。要找到真正的解決辦法，不妨來看看下面這個

叫人吃驚的事實：在加入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國家當中，已婚婦女就業率高的

國家，出生率一般較高，而女性就業率低的國家，出生率往往也較低。這或許和你想的恰好

相反，因此，我們（當然還有丈夫們）務必需要對婦女、受薪工作和生孩子之間的關係，做

職業女性（4）

一番更深入的考量。（上述結論得自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統計學教授彼得？麥克唐納的研究，後

為艾普斯教授的研究所證實。）

所有發達國家的人口都在迅速走向老齡化，但大多數國家的程度遠遠不如我們嚴重。20世紀

80年代初，大多數歐洲國家的人口出生率，跌到了我們如今的水平。於是一部分國家，如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