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朋結友，往往至「賓客盈室」。（《後漢書？仇覽傳》）

太學生的選拔和出路

漢代關於博士的策試及太學生的選拔均屬太常卿。元朔五年所立的「博士弟子」五十人，想系自一般博士的門徒中所圈定。然當時政府的規定則是「太常擇民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充「博士弟子」。其後選拔的方式，蓋系自郡國之學內擇其優秀學生，由地方官保薦入太學深造。《漢書？儒林傳》載其選拔的程式為：「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①　文翁為蜀郡首時，曾「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走刀布蜀物，齏計吏以遣博士」。（《漢書？循吏傳》）所以文翁所派赴京師受各種訓練的學員，均系領有地方政府津貼的官費生。

保送升學雖是官定章程，但京畿畢竟是人文薈萃之區，終兩漢之世，政教兩界的要人，微時多曾「遊學京師」，「受業博士」。東漢開國之君光武帝即是其中之一。這些人顯然不全是由地方政府保送，而是以私人資格入學的。王莽秉政時曾規定：「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為『員』。」（《漢書？儒林傳》）所以漢代太學生出身的社會成分極為複雜。一則因為太學本是當時的最高學府，再則因為它是利祿之途中的捷徑，所以各界士子皆趨之若騖，其中有衣錦披朱，世襲功名的「公卿子弟」②，也有地方政府選送的公、私費平民學生；有日食萬錢的紈絝子，也有貧至「無被，臥牛衣中」的寒士（《後漢書？王章傳》）；有仗義疏財，接濟同窗的義士（《後漢書？申屠蟠傳》），也有半工半讀，親任舂杵，或為同學管伙食以自糊的苦學生③；更有來自外國的匈奴留學生（《後漢書？儒林傳》）。而太學畢業學生的成就，上自帝王、公卿、宏儒、碩彥，下及郡國小吏，無不應有盡有。其中學生之作息情形，有閉戶讀書的；有清談嬉遊，考試舞弊的；有貿然上書當局，議論時事的；更有組織學生團體，煽動風潮的。總之今日我國國立大學內學生活動的一切現象，漢代太學無不具備，只是那時的太學，比現在國立大學的規模更要大出十餘倍而已。④

【附註】此篇作於五〇年代，那時兩岸的大學規模都很小。今日自是另一景象也。

太學裡的教授和分科

太學裡的教授在武帝時便是新設的「五經博士」，其後諸博士各以「家法教授」，五經博士共分十四家。以故終漢之世，太學裡的學程亦分成十四科。以東漢時七千名博士學官計之，則每一科的博士當在五百人左右！這些博士的選聘，按漢代成規約有三種方式：

其一為公卿「保舉」。如陽朔二年，成帝詔曰：「丞相御史，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觀！」（《漢書？成帝紀》）其「保舉狀」則規定應選者應「生事敬愛，喪沒如禮，通《易》、《尚書》、《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奧，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痍痼疾，世卅六屬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賜行應四科，經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舉。（《後漢書？朱浮傳》引《漢宮儀》）第二種方式則為天子「徵辟」。太學設立時的第一個贊助人，原《春秋》博士公孫弘的第一任官銜便是以「賢良徵為博士」。（《漢書？公孫弘傳》）後漢時徵辟之例尤多。但是光武中興後激勵氣節，要士人「不求聞達」，所以有許多人「稱疾不就」。第三種方式則為「策試」。漢制規定，由太常卿「選試博士，奏其能否」。（《續漢書？百官志》）

在這樣隆重方式下選出的博士，高位殊榮，自然自視不凡，不願他人與之競爭。加以文人相輕，再「各以家法教授」，門戶之見極深，因而太學裡便要鬧各學派互不相讓的爭執了。學派的爭執

武帝初立太學時，學官所立「《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漢書？劉歆傳》）其它師承系統，多見擯於學官之外，引起學界的不平。至甘露三年（公元前五十一年）宣帝「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漢書？宣帝紀》）最後由宣帝親自「稱制臨決」，乃增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谷粱春秋》博士，班固所謂「義雖相反，猶並置之」。（《漢書？劉歆傳》）這一次由皇帝親自作主席的辯論會，總算有限制地破除了太學裡少數學派把持的局面。孰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迨劉向、劉歆父子校書之後，古文家異軍突起。這一學派的領袖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