歆乃思打入這「中央黨校」，將《左氏春秋》、《古文尚書》、《毛詩》、《逸禮》等列入學官。諸博士又群起反對。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結果竟是「諸博士或不肯置對」！這分明是作無言的抗議。（同上）其時因為既立學官的諸派博士勢力太大，皇帝也奈何他們不得，只好把劉歆外放以息此爭。且看班固的記載：「『哀帝時』侍中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詆挫諸儒；諸儒內懷不服，相與排之。孝哀皇帝重逆眾心，故出歆為河內太守，從是攻擊《左氏》，遂為重讎。」（《後漢書？賈逵傳》）

這是我國古、今文學派鬥爭之始。然而兩漢以後，康、梁以前，這兩個學派的爭執幾乎是純學術性的。但是在西漢末季，這兩派的爭執實有重大的政治作用，因為那是事關學官的廢立，亦即為操縱執政黨「中央黨校」的問題。所以漢代自孝宣以後，我國學術界（當然是與政治息息相關）已不是「罷黜百家」的問題，而是已淪入儒家內部「解經」問題的派系之爭。這與歐洲中世紀教廷內解釋《聖經》之爭，以及現代集權國家內解釋「思想」和「主義」之爭初無二致。不過劉歆以外放「河內太守」了事，尚沒有釀成今日所謂「曲解革命哲學」一類的血案而已！

光武中興之後，「復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凡十四家：《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有歐陽、大小夏侯；《詩》有齊、魯、韓；《禮》有大戴、小戴；《春秋》有嚴、顏。博士中選聲望高者為「祭酒」（教育長），恢復太學，由太常卿差次總領之《後漢書？儒林傳》）。然光武帝本人則對古、今文學派之爭無成見。尚書令韓歆乃上疏欲將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建武四年正月，帝集公卿大夫、博士於雲臺議其事。博士範升反對最力，光武帝曰：「範博士可前平說。」升起對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且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後漢書？範升傳》）古文大家陳元聞訊，乃詣闕上疏書奏，與範升辯難書凡十餘上。光武帝卒從陳元議而立左氏學。而當時太學內，「諸儒以《左氏》之立，議論講譁，自公卿以下，數廷爭之。」《左氏》終以阻力太大，旋被廢除。（《後漢書？陳元傳》）

至東漢末靈帝時，大儒盧植再請置《毛詩》、左氏》、《周禮》博士，然終不得立。終兩漢之世，博士學官始終為十四家所保持。（《後漢書？盧植傳》）由此可見他們爭論的焦點還是學官廢立的問題，鬧至滿朝歡譁，公卿廷辯，可知影響政治之大。須知我國古代的「學官」乃至遜清的「言官」，在我國專制時代所發生的政治作用，直如現代民主國家中之報紙。身為博士或御史者多是善於反映民意的博聞強識之士，他們在重要的政治決策中有發言權，而且因為他們博古通今，強辯足以飾非，在政治舞臺上又是一種極重要的政爭工具，與實際掌握政權的人互為表裡。何況他們在國家「管」、「教」兩項大政中又實際地負了二分之一的責任，明乎此則東漢學官之爭即毋須多贅矣。

太學之變質

前已言之，太學設立之初原系替儒家創造特殊政治地位，是一個「罷黜百家」的工具。歷經兩百餘年之演變，儒家獨鳴之形式已成，罷黜百家之目的完全達到。其它學派與政治完全脫離關係。先秦時代「百家」皆有參政機會的局面一掃無餘。因而近人治學術史者嘗謂漢武以前是「子學時代」，其後兩千年為「經學時代」。其實這也是似是而非的說法。東漢時代諸子之學固然式微，但是儒術亦隨之蛻變。蓋儒教本是人類最少「排他性」的哲學。各種學派它都能食而化之，據為己有。漢初儒家首與陰陽家合流即其一例。其後漢人所謂「陽儒陰法」，所謂「霸王道雜治」，所謂「調理陰陽」，都是以儒為體、以百家為用的表現。因而各學派中從「少長貴賤皆從法」的研究，到「燒爐煉丹」的迷信，都成為「儒生」的餘事。

相反的，各家學說為求不與實際政治、社會生活脫節，也就讀幾句孔孟之言，戴上儒冠，以儒者的姿態出現。漢末張道陵輩，以黃老之徒自居，謬稱其曲解老莊之學為道教，其實他們只是儒生所研究之陰陽讖緯之說濫觴後的餘孽。而真正「既聞且博，亦玄亦史」的道家，反而多躲在儒家招牌的後面。漢末「以生道殺人」的諸葛亮，分明是個不折不扣的「法家」，而他卻要自稱儒生。

加以光武中興以後激勵氣節，儒生以宦徒為可恥，沽名釣譽者更不惜「五月披裘」，裝模作樣。因而東漢時私家講學之風特盛。他們也「各以家法教授」，與太學諸博士在學術上平分秋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