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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時的「博士」不但是沿秦舊制，位備承問；且奉天子命循行四方（《漢書？武帝紀》）。博士之職位，頓形顯赫。故武帝之增設五經博士，不只是補足景帝所未立之二經，實是對這個久同虛設的博士制度作一番大規模的整理。早已沒落之諸家博士當於此時正式廢除，中央政府既首先制定儒術為立國的政治哲學，則儒生想乘機取得政權自是無可避免的反應。迨公孫弘以《春秋》博士於元朔中「為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漢書？公孫弘傳》），一反漢家以列侯為宰相之往例，儒黨始首次取得了政權。接著董仲舒於武帝親策賢良文學中高第，這個獨崇儒術的漢家太學，便在他兩人的建議之下，正式創立了。

太學：儒家的「中央黨校」

漢代的太學，既是武帝根據公孫弘和董仲舒的建議而創設的，則董氏的興學意見書——這有名的「董仲舒對策」實不可不讀。武帝親策賢良文學時，仲舒對策曰：「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眾，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漢書？董仲舒傳》）

武帝接納了他的意見，乃於元朔五年應「丞相弘之請」，為「五經博士」置「博士弟子」五十人，給予官定身分——「員」，並立下太學生員畢業後由政府分發任職的章程。同時把這五十位太學生集中起來教授，是為漢代太學最早期的形式。讀仲舒對策，我們知道這太學創立的宗旨原是為國家「養士」。然西漢私家講學之風本盛。漢初博士已各有弟子。仲舒本人於孝景時為博士，史言其「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同上）一個博士便帶有這樣多的弟子，則「養士」又何需乎這為數不過五十人的太學！

所以仲舒的目的不只是為國家養士，而且是要利用這個新機構來維持儒家既得的特殊地位，訓練儒家的建國人才，將來好讓他們學優而仕，掌握政柄。這五十名太學生，但須受一短期訓練便可由政府分發任職，按章程規定：博士弟子，授業一年通一藝以上者補「文學掌故」。高第可以為「郎中」；「秀才異等」亦可顯親揚名。同時在受業期間，他們還享有「復其身」（不服兵役、勞役）的特權。（《漢書？儒林傳》）這在當時是如何令人羨慕的特殊階級。而他們的教授——　五經博士之受特殊尊崇自更不難想象。加以武帝復廣立郡國之學，其中高材生又可由地方政府保薦升入太學，則地方學校教學的方針屬向，自不待說。這樣一來，士心所歸，天下英雄盡入彀中，則百家自然不黜自黜了！

所以武帝時的太學，以現代術語明之，實是當時執政的儒黨所辦的「中央黨校」，其目的是訓練精通儒術的理論家與政治人才，藉以總攬全國的政教，使天下歸儒！

太學的發展

武帝之後一傳至昭帝，太學生增至百人；再傳至宣帝，又倍增之。元帝時設「員」千人，成帝時太學生一度增至三幹人。（《漢書？儒林傳》）王莽秉政時規模益大。迨至東漢，太學發展尤速。東漢盛時京畿有「學官博士，七幹餘人」。（《三國志？魏志？王朗傳》引《魏名臣奏疏》）順帝以降，太學生多至三萬餘人。（《後漢書？儒林傳》）

漢武帝創立太學之初，規模極小。以故太學校址似在長安城內。其後師生人數增多，城內無法容納，太學乃遷至城外。據《三輔黃圖》的記載，這城外校址設在「長安西北七里」，其中竟然「有市有獄」。這顯然是一個規模極大的太學區，亦如今日美國因某些大學而成市的小鎮一樣。西漢末葉王莽為宰街時曾「建弟子舍萬區」，其規模之大可以想見。

光武中興以後，太學隨都城遷往洛陽，校址設在「洛陽城故開陽門外，去宮八里」。（《後漢書？光武紀》李賢注引陸機《洛陽記》）順帝時更大興土木，增修校舍，造二百四十房，凡千八百五十室。（《後漢書？翟酺傳》）至於東漢太學的建築圖樣，吾人不得而知，然就史書記載可以推知者，其中有課室，有禮堂（即所謂「辟雍」。辟雍在東漢時，似非太學員生所專用，遊士學者蓋均可假以講學，此非關本題，有暇當另考之），有宿舍。「博士舍」之外，太學生且可奉母挈眷，同居於校園之內。（《後漢書？魯恭傳》）一般學生住宅，亦似甚寬敞。好活動的學生，留客止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