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還是表現出了極為友善的態度。三兒是個以揀拾破紙爛布為生的孩子，一天偶爾走過軍營的打靶場，為了揀拾幾個打過了的彈殼，多賣幾個錢，竟被一個打靶的下級軍官當場打死了。三兒的母親悲痛欲絕地要讓軍官償還兒子的命債，冷酷的軍官竟以三兒不認識牌子上寫的“閒人不得入內”的字眼為理由，反誣是孩子自己闖的禍。冰心這篇小說筆下的下級軍官，已與她在其他作品中刻畫的軍官形象有了明顯的不同，這是一個殘忍兇暴的傢伙，而她筆下的窮苦孩子三兒，倒是一個長著錚錚鐵骨的漢子，他在這樣小小的年紀，竟然能夠忍耐著巨大的傷痛，一面勸慰母親：“媽媽我們家……家去！”一面自己走回去了。那個軍官只用二十塊錢就算了結了命債，孝順的三兒盡著自己最後的力氣，睜開了眼，把這用自己的性命換取來的二十元錢交給了母親：“媽媽給你錢”，就瞌然長逝了。

與三兒命運相似的，是冰心又一篇小說《最後的安息》裡的童養媳翠兒，這也是一個生長在城近郊區的農村苦孩子，她的厄運倒不象三兒那樣是來自小官僚的迫害，而是來自沒有文化的兇惡婆婆的虐待與蹂躪。可憐這個十四歲的小女孩子，竟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她的婆婆和小叔子們的毒打和燙傷，最後竟被打死了。不過冰心對這個翠兒，抱的主要是一種悲天憫人的態度，小說中的另一個富裕人家的女兒惠姑，家境、性格、為人處世的態度，幾乎就是冰心本人的化身，她真誠地同情這個小女伴兒的命運，她勸父親把翠兒買下來，帶到城裡去。然而這種同情總帶著一點兒高高在上的味道，不象對三兒那樣，同情之中，還帶著幾分讚美，幾分敬意。

在這類同情勞動人民疾苦的作品中，發表在1920年5月20日至21日《晨報》上的《還鄉》，似乎有著更深一層的意義，那就是：它不僅描寫了農民生活的疾苦，同時也反映了他們的因循守舊。

冰心在福州出生，在芝罘和北京長大，從來也沒有到過她的祖籍福建省長樂縣鄉下。但她在《還鄉》這篇小說裡，卻生平第一次地描寫了她的故鄉，描寫了世世代代生活在窮鄉僻壤的她的族人所過的那種極為痛苦的生活，以及他們那種因循守舊，呆頭呆腦，不思變革的生活方式。作品描寫了一位讀過書，到過外國，被人們稱為“洋翰林”，年紀輕輕就當了局長的人物以超，被族人請回老家認本家，拜祠堂，以向鄰村顯威風的故事。

熟悉謝家歷史的人都知道，冰心的父親謝葆璋，就是一位讀過書，出過國的“洋翰林”，謝葆璋的祖父也象作品中以超的祖父一樣，是“因為饑荒”，才“逃到城裡去的”。在冰心自己的文字裡，也曾提到過她的父親被族人請回故鄉一事，可見這篇小說的人物以超，是以她的父親作模特兒，而這篇小說敘述的故事和情節，是以她父親返回故鄉祭掃祖墳一事作為構思的依據的。因此可以說，這篇小說的產生，來源於謝葆璋口述給女兒的返鄉回憶：

我記得在1911年到1912年之間我們在福州的時候，橫嶺鄉有幾位父老，來邀我的父親回去一趟。他們說橫嶺鄉小，總是受人欺侮，如今族裡出了一個軍官，應該帶幾個兵勇回去誇耀誇耀。父親恭敬地說：他可以回去祭祖，但是他沒有兵，也不可能帶兵去。我還記得父老們送給父親一個紅紙包的見面禮，那是一百個銀角子，合起值十個銀元。父親把這一個紅紙包退回了，只跟父老們到橫嶺鄉去祭了祖。1920年前後，我在北京《晨報》寫過一篇叫做《還鄉》的短篇小說，就講的是這個故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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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冰心：《我的故鄉》

冰心是想借著這個故事，寫出我國南方一隅的農村生活的艱辛和困苦：“連婦女孩童都是終年忙碌，遇見荒年，竟有絕食的時候。至於醫藥一切，尤其不方便，生死病苦，聽之天命，以超十分的可憐他們，眼淚幾乎要落了下來。”同時藉著這個故事，寫出農民們思想上的落後與保守：當以超勸說這些族人們把辮子剪掉（這已是辛亥革命以後了），他們卻答以：“割辮子就不好戴笠子了”作遁詞，不肯剪；以超勸說這些族人們讓自己的子弟們去讀書，他們卻答以：“我們莊稼人，唸書是沒有用處的，地裡的事還忙不過來呢”；以超勸說這些族人們在祠堂前的空地上栽些樹木，他們又答以：“一位地理先生說過的，栽些樹木，便破了風水了”。這些人的生活很苦，生老病死，都聽之於天命，但卻因循守舊，不思變革。這使對他們的困苦懷著悲憤的同情，而對他們的愚昧又懷著無可奈何的心情的以超，十分的矛盾：“小村野地，在那月光之下，顯得荒涼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