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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一個軍官的筆記》裡，構思了一個巧妙的故事：這個軍官和他的親愛的堂兄在戰場上遇見了，各人在自己主子的統領下成了對立的雙方，都糊里糊塗地負了傷，成了殘廢，然後又在醫院裡碰面了。“為誰犧牲？為誰奮勇？”“哪裡是榮譽的軍人，分明是軍閥的走狗”。

這種反對戰爭，渴望和平的思想，也發展到了對於國際關係的看法上。在小說《國旗》裡，她就藉著描寫兩個小孩子（一箇中國小孩子——是作品裡的“我”的小弟弟，一個日本小孩子——是作品中的“我”的鄰居）之間的純真的友誼，表現了她的渴望和平的思想，並進而模模糊糊地表現了她的渴望世界大同的思想。這個“小弟弟”曾經有過一個德國小朋友傑蒙，但是他的二哥哥說中德是交戰國，不許他和傑蒙玩；現在，這個“小弟弟”又有了一個日本小朋友武男，他的二哥哥又說不許他和武男玩，因為中國孩子要愛國，和日本孩子玩，中國同學要笑話，純真的小弟弟就發表了一個令人驚奇的見解：“他也愛我們的國，我們也愛他們的國，不是更好麼？各人愛各人的國，鬧的朋友都好不成！我們索性都不要國了，大家合攏來做一國，再連上傑蒙……”當“小弟弟”舉著中國的國旗，武男舉著日本的國旗，兩個可愛的小臉上都顯現出黯寂可憐的神情時，作品中的“我”感到，正是這一小塊用布製造的國旗，隔開了兩個小朋友的天真的友誼。“這小小的巾兒，百千萬面，帳幕般零零碎碎的隔開了世界上的，天真的，偉大的愛！人類呢，都矇蔽在這百千萬面的旗影裡，昏天黑地的，過那無同情，不互助的生活！”

“我”在這種思想的支配之下，讓兩個舉著不同國旗的孩子，一塊兒玩去，這兩個旗子，“並在一處，幻成了一種新的和平的旗幟”。二哥哥終於承認了朋友的愛比國家的愛更深，而“我”則追求一種更為博大的境界：“因為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有限……等那完全的來到，這有限的必歸於無有了！”

冰心反對戰爭，反對那些發動戰亂、製造戰亂、利用戰亂謀取私利的軍閥，但是冰心對於普通計程車兵，卻總是充滿了同情和敬意。她的散文《到青龍橋去》，就彈出了她對軍人看法的基調。

她對有些報紙、雜誌把軍人描繪成獸性的、沉淪的、罪惡他形象，感到非常的悲哀與不平。她不由自主地對寫作這類文章的文人產生了不滿：“文學家啊！怎麼呈現在你們筆底的佩刀荷槍的人，竟盡是這樣的瘋狂而殘忍？平民的血淚流出來了，軍人的血淚，卻灑向何處？”她認為正是這類的文學家歪曲了軍人的形象，是他們“筆尖下抹殺了所有的軍人，將混沌的一團黑暗暴虐的群眾，銘刻在人們心裡。從此嚴肅的軍衣，成了赤血的標幟；忠誠的兵士，成了撒旦的隨從。可憐的軍人，從此在人們心目中，沒有光明之日了！”“造成人們對於全體的灰色黃色衣服的人，那樣無緣故無條件，概括的厭惡，文學家，無論如何，你們不得辭其咎！”

冰心對離鄉背井的軍人充滿了同情，他認為正是好戰的軍閥，“將這些勇健的血性的青年，從教育的田地上奪出來，關閉在黑暗惡虐的勢力範圍裡，叫他們不住的吸收冷酷殘忍的習慣，消滅他友愛憐憫的本能。有事的時候，驅他們到殘殺同類的死地上去；無事的時候，叫他穿著破爛的軍衣，吃的是黑麵，喝的是冷水，三更半夜的起來守更走隊，在悲切聲中度生活。”

她對這些軍人不僅是充滿了同情，她對他們可以說是滿懷著敬意。她說：每逢看見穿著灰黃色軍服的人，就覺得親切，不僅是親切，而且還“永遠起一種莊肅的思想”。

在《到青龍橋去》中，她就描寫了七位凝重，溫柔，有教養，守紀律的軍人。這些軍人的神態、言語和行動，都使冰心深深地敬重和讚美，以至於當她下了火車，登上了萬里長城之後，那七位軍人的形象，仍然在她的腦際縈繞，竟使她面對著雄偉壯麗的長城，也產生不出她平時最易產生的感慨，而仍然思念著那七位軍人的平和而又莊重的語言，嚴肅而又溫柔的神情。

冰心自小生活在舒適溫暖的家庭裡，但是她對貧困、苦難的勞動人民，倒是充滿了善意的同情。

在她寫作上面那些作品的同時，她還寫出了象《三兒》這樣的小說。

這是一篇極為短小的作品，借用現在流行的術語來說，也可稱為“小小說”。寫了一個名叫三兒的貧苦孩子，無辜喪命的故事。象三兒這樣生活在軍營附近的孩子，冰心在煙臺的大海旁邊曾經見到過，他們的境遇與冰心本人的境遇完全不同，然而冰心這個富裕人家的女兒，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