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一旦時局有變時，家族資產全軍覆沒。

正當霍英東密鑼緊鼓籌備“有榮”上市之時，香港股市突然颳起大風暴。1973年3月份，由於香港一些大財團從股市獲取鉅額利潤後，紛紛將錢外調，加上假股票充斥市場，大財團人為造市，以及受西方“能源危機”影響，股市大幅暴跌，跌勢急勁，導致人心惶惶，競相拋售，從而引發香港歷史性第一次股災。一個月後，恒生指數自17000多點跌破1000點大關，此後，恒指又一直滑落，到1974年底，更跌至150。11點，香港經濟深受打擊。有鑑於此，霍英東打消了“有榮”上市的計劃。

幫中共做統戰工作

在逐漸淡出香港商界的同時，霍英東卻與北京方面走得更近，跟中方的關係變得更加密切起來。

與中方早期的關係，霍英東始終不願多談，有時我多加追問，他也是輕描淡寫說上一兩句。倒是長期在新華社香港分社工作的有關人士，在與我的交談中，透露了這方面的不少情況——�“你在新華社香港分社工作多年，而且又是做統戰工作的，應該知道中方何時開始關注霍生？”

“是在‘六七風暴’之後。當時，我們就抓住幾個人，一個是利銘澤，一個是霍生，還有一個是中華廠商會的黃篤修……”

利銘澤在“六七風暴”期間，因不滿港英當局武力鎮壓中國人而憤然辭去行政局首席議員之職，從此與中方的關係更為密切；接替他成為首席議員的，就是創辦東亞銀行的簡東浦家族的第二代成員簡悅強。

至於黃篤修，則是“淘大”家族的後人，當時是香港淘化大同有限公司的董事長。在打理家族生意之餘，黃篤修也活躍於社會事務方面，歷任多屆中華廠商會的會長。他自60年代初期起，與中方官員有往來。

他繼續說：“20世紀70年代初，利銘澤經常出面邀請行政、立法兩局的華裔議員及其他社會知名人士，在他家裡聚會，或者在利園霓虹館吃春茗，不少兩局議員和邵逸夫、包玉剛、何善衡等人士都參加了。黃篤修最初不敢公開與新華社往來，起初只是單獨與梁威林見面，還頗畏縮。他抱手作揖對梁威林說：”包涵，包涵。‘這表示礙於環境，他不便請梁威林到中華廠商聯合會和大家見面，並強調’中國人都是愛國的‘。我們透過黃篤修，直接和間接地瞭解了一些我們較為疏遠的朋友，其中有丁鶴壽的父親丁熊照、九龍總商會的謝伯昌、蘇浙同鄉會的餘季良、山東幫的張軍光等人。後來，黃篤修還回內地去旅行……“

“那麼，你們當時希望霍生在哪方面起作用？”我問。

“在地產商會起作用，他是會長。我們與他談，說我們希望與地產商多接觸、多見面。那時，我們有兩個人參加地產商會，擔任理事職務，一個是王寬誠，一個是梁燊，但他們在地產商會里並沒有什麼發言權，而霍生就不同。他經常請李嘉誠、郭德勝、何鴻燊、馮景禧、李兆基、王德輝等地產商，到他家吃飯，或是到新華社在山頂的招待所和沙湧別墅，讓梁威林與他們見面、交談。梁威林那時是新華分社社長，對霍生很重視。怎樣在地產商裡開啟局面，霍生起的作用很大。”

“見面時主要談些什麼？”

“最初，大家都有一定的保留，以後熟悉了，就幾乎無所不談，談得比較多的就是國內的情況和香港的前途……”

“新華社的主要官員與香港一大班地產巨頭聚會，會不會引起港府的注意？”

“每次我們聚會，門口都有港府的特務，有時他們也跟蹤我們……”

“那你們有什麼特別的措施對付他們的跟蹤和監視？”

“沒有，我們照樣聚會，當他們不存在。”

“在這之前，霍生和你們的關係是否密切？”

“不密切，後來在我們非常困難的情況下，他幫我們開啟局面。”

“在這之前，中國政府有無透過霍生做過什麼事？”

“應該沒有。朝鮮戰爭時做運輸，我理解純粹是他自己的生意。”

由此可知，在20世紀60年代，霍英東已經成為中方的好朋友，還幫助中方做統戰工作。李嘉誠、郭德勝、馮景禧、李兆基、王德輝這些大資本家，可能也是從那時起才與中方有所接觸的。

就霍英東組織香港那些大地產商與新華社官員見面一事，我也多次追問霍英東本人。

“這種聚會多不多？”

“都幾多，差不多每個月都見一次，有時在我家裡，那時我們家還住在蟾宮大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