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見面時，有無談政治？”

“很少談政治的，很多時候，我們都是海闊天空聊天，但我記得有一次，何鴻燊在談到香港的前途問題時說，保持繁榮最重要的是兩件事，一是最怕現代慈禧太后掌權，他指的慈禧太后是江青；二是爭取聯合國把總部搬到香港來。這件事我記得最深刻。”

我繼續問霍英東：“據說，港府政治部長期對一些親中人士跟蹤、監視，甚至竊聽電話你那時與中方往來這樣頻繁，難道沒有顧慮？”

“我以前同你講過，1954年賣樓花時，傳我被遞釋出境。港人最怕這個……”霍英東說。

“既然這樣，為什麼還組織地產商與中方見面，甚至在自己家裡聚會？”

“其實，那時，也沒有什麼好害怕的了。反而在1973年，我做香港公務員協會網球比賽的贊助人時，港府可能比較敏感一些。”

“你當時出錢贊助香港公務員打球？”

“也沒有贊助多少錢。後來，他們把這個比賽專案命名為‘霍英東杯’，一直打到現在……”

“你剛才說港府對此敏感，怎麼敏感？”

“一個掌管公務員的高官，好像是屈衍，大家見了面，見到一個商人當公務員協會的贊助人，都不知怎麼樣做才好……”

“這個協會請你當贊助人，是否有什麼政治動機？”

“1973年，一個協會請我，應該沒有什麼動機的。其實，我也沒有出很多錢……”

“你出任公務員協會網球賽的贊助人，是否也改善了與港府的關係？”

霍英東對此問題避而不談。但是，霍英東一直想方設法改善與港府的關係，應該是不爭的事實。

帶郭德勝、李福兆上內地

1964年，霍英東已經作為香港同胞國慶觀禮團副團長，上京觀禮。這個職務雖是臨時性的，但亦不能等閒視之。一般而言，若中方不是很信任霍英東，若雙方的關係不是很好，中方是不會接受他出任這個職務的。按常理，能夠獲中方邀請赴京觀禮的人，與中方的關係應該是較為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