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下的話，很有助於我們瞭解霍英東積藏在心底、揮之不去的隱憂——�“他有時對我說：”不知幾時被遞解出境？被遞解出境，怎麼辦？‘一提起這件事，他整個人就很擔心。他看見在搞李福兆時，搞得幾淒涼。李福兆這種事，在香港不知有多少……“

事實上，港英當局的歧視，傳被遞解出境，像一股凝重的陰影，籠罩、困擾著霍英東的後半生，對霍英東至少造成兩方面的影響：一是性格的變化，變得沉默寡言，有心事總是往心裡藏，不喜歡向外人透露；處事低調，即使被誤解，別人有負於他，往往也是默默承受，儘可能息事寧人。二是對一些商業活動的選擇和決策，未必只是從經濟利益出發，可能還考慮經濟利益以外的其它效應，沒完沒了地承建工程，可能就是這樣的商業決定。

我曾經把自己對霍英東的這種看法、分析，說給跟隨霍英東近50年的凌漢偉先生聽。他聽了以後，也認同我的看法。他說：“你看得很仔細入微，經過1954年被傳遞解出境，以及一系列事件之後，霍老闆確實跟年青時完全不同。我想起‘星光行’事件之前，他交代我搜羅多一些地盤，但那件事發生之後，他卻突然又說不要這些地盤了。當時，我們都很不理解，他也沒有解釋原因。經過這麼一提醒，我想起來了，應該是他覺得政府有意限制他在地產行業的發展……”

“性格方面，也和以前大不一樣。”我說。凌漢偉回應說：“是的，很多事，他都放在心裡，不說出來，有什麼事都不想搞大。但是，霍老闆不因小失大，知進知退，看事情看得比別人遠一些，不急功近利。”

而霍英東本人，也曾經認同我對此問題的看法。一次，我提出這個問題，他不經意地說：“你都算很瞭解我！”

��第三十章�隱退香港　走向紅色北京

在逐漸淡出香港商界的同時，霍英東卻與北京方面走得更近，跟中方的關係變得更加密切起來。“六七”之後，他經常邀請李嘉誠、馮景禧、郭德勝、李兆基、王德輝等人到家裡吃飯，讓內地官員與他們見面、接觸。1971年，他還帶李福兆、郭德勝到內地觀光、旅遊……

一度計劃把“有榮”上市

霍英東雖然在“六七”之後，風光不再，處於“半冬眠”狀態，但他並非只是靠吃老本，而是仍然“掘金挖銀”——只是為別人帶來巨大財富的地產市道，他幾乎是不再涉足，因而他無緣享受了。

從霍氏集團提供的一份統計資料中可以看到，自1971年至今，霍英東在香港發展的地產專案，只有寥寥幾宗，分別是：1972年發展的崇齡大廈，1973年發展的福榮街81～85號，1980年發展的聯安街8號，1985年發展的香島道41號和1986年發展的信德中心。

這10多年，霍英東正處於人生的中年、壯年階段，又身兼香港地產建設商會會長，名義上仍是香港地產界的龍頭大哥，但卻不能保持這之前10多年叱吒香港地產市場的勢頭，而是在這個市場淡出，這不能不說是一件令人遺憾和感到痛惜的事；相反，不少華資地產商，就是在這10多年間大展宏圖，不斷發展和壯大。如今活躍於香港的這一批頂級富豪，幾乎都是在七八十年代迅速崛起的。

“六七”之後的霍英東在生意上實施只守不攻的低調、消極策略，在地產方面的收益，主要來自畢打行和港九各地一些樓宇的收租。由於他所大事承建的市政工程沒錢可賺，故他家族那些年較大筆的收入，就是來自澳門賭場的分紅和物業的收租，進帳極之有限。但是，雖然霍英東那些年在地產市場隱退，然而其作為香港超級富豪的地位並沒有被動搖，由此足見他的家底原本是如何雄厚！

20世紀60年代後期，香港市民炒股成風；尤其在1969年李福兆創辦遠東證券交易所，1971年胡漢輝等人創辦金銀證券交易所之後，香港的股票市場更是風起雲湧，不少公司乘勢上市，大量套取現金，大發橫財。霍英東向來對公司上市不感興趣，他所持的觀點是：“我又不是不會做生意賺錢，何需把公司上市，讓別人幫我做生意？”由此可見霍英東穩健的經商作風。

但是，20世紀70年代初期，霍英東突發奇想，計劃將自己旗下的有榮公司上市。當時，他不多的商界朋友和他旗下公司的職員　也大感奇怪。有人認為，霍英東此計劃，可能是繼1967年初改組霍興業堂之後，淡出商界的第二步實際行動：一來借上市，在英、美聯手“封殺”自己發展空間的形勢下突圍而出，開一條生財之道；二是對香港前途信心動搖，因而借上市，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