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夏壩過河來啦?”
“是,是,作孚先生好。”端木蕻良用濃厚的遼寧口音說。復旦大學撤退後,被盧作孚安置在北碚,嘉陵江對岸的夏壩。同是去年撤退到大後方的端木蕻良現在復旦新聞系任教。
“吟詩呢?”盧作孚早知這位二十出頭就以處女作長篇小說《科爾沁旗草原》名世的青年與妻子蕭紅一樣,是抗戰文壇的新星,便問。
“不知道算不算得詩?”端木紅了臉。
“別老是一個人悄悄念,念出聲來作孚先生聽聽!”蕭紅道,又轉過頭對盧作孚,“還說不是詩呢,剛得幾句,就先把詩名取好了,叫《嘉陵江上》。”
“哦?”盧作孚一聽更來興趣,望著端木。
“那一天,敵人打到了我的村莊……如今我徘徊在嘉陵江上……”端木唸叨著,不時抬眼看盧作孚。
“好哇!”盧作孚低叫道,“下面呢?”
“剛才陪她從夏壩過江,”端林蕻良望著蕭紅,“從江邊一路走過,我忽然看到映在江中的小三峽的山峰,這江,這山,美得令人驚豔。這就是我中國的‘江山’啊!我再看到我和蕭紅的影子照在江心裡,正好像照在松花江上一樣;我和蕭紅的淚水滴落在江水中,正好像滴落在松花江中一樣;我就想到,如果我的歌聲迴盪在江邊,不也好像迴盪在松花江一般……”
“下面呢?”盧作孚催促道。
“盧先生散步呢?”正這麼說時,身邊一個三十出頭的男子走過,用地道的湖南口音招呼道。
“賀先生從草街子過來啦?”盧作孚應道。
“明天沒課,明早趕盧先生的輪船去重慶去中央電臺,前些年的《四季歌》、《天涯歌女》和去年新寫的《日本的兄弟喲》都要重新錄音,我還約到了重慶的女中音歌唱家洪達琦……”
“船票到手了麼?”
“還沒呢,明早上船前再買,能買到吧?”
“明早賀先生只管上船,我讓他們把票送到你手頭。”盧作孚與賀先生握手作別。
“這位賀先生是……”望著賀先生背影,端木道。
“北碚沿江上行幾十裡,草街子,陶行知育才學校的音樂教授。”
“敢問賀先生名字?”
“賀綠汀。”
“給八路軍寫《游擊隊歌》的賀綠汀?”端木蕻良低叫道。
“就是他啊。”盧作孚不明白端木蕻良為何會這麼興奮,急著回家趕晚飯好帶全家去給“天府”或者“大明”拍巴巴掌,盧作孚告辭了。
山花開滿小三峽的時節,盧作孚趕民生輪下行去沙坪壩,為羅家倫“中大”新校址看地皮。剛出峽口,過白廟子,船上一隊東北口音的學生唱開了。船上路上,流亡學生唱救亡歌曲,這年頭,是常事。東北學生,最愛唱的就是《松花江上》,可是,今天他們一開口唱出來卻是另一支歌:那一天
敵人打到了我的村莊
我便失去了我的田舍、家人和牛羊
如今我徘徊在嘉陵江上
我彷彿聞到故鄉泥土的芳香
一樣的流水
一樣的月亮
……
第一句就聽得耳熟,盧作孚想起了北碚路遇蕭紅與端木的那個黃昏。接下來,學生娃唱得卻不一樣:我必須回到我的故鄉
為了那沒有收割的菜花
和那餓瘦了的羔羊
我必須回去,從敵人的槍彈底下回去
我必須回去,從敵人的刺刀叢裡回去
把我打勝仗的刀槍
放在我生長的地方
去年冬天在宜昌,還聽他們唱過《松花江上》。今年春天,歌聲變了。譜寫《松花江上》的張寒輝說,“我是把北方‘娘們’在墳上哭丈夫的那種哭聲,變成《松花江上》的曲調了”。學生娃在嘉陵江上唱出的這支歌,卻是把哭墳的腔調變成了掘墳——給那些讓中國人哭墳的人掘墳。
老北碚沒人記得,1939年早春二月最後一個週末北碚民眾體育場的單位籃球賽是“天府”還是“大明”哪個贏了。老重慶——這個概念在抗戰中當然包括了所有大撤退來到大後方這片土地上的下江人、東北人,工人農人軍人商人學人文化人——卻大都記得,就在這年陽春三月,在大撤退的第二個年頭,嘉陵江邊唱出一支新歌《嘉陵江上》。這支歌,在重慶中蘇友好協會舉辦的音樂招待會上首次演唱,曲終,在重慶的抗戰知名人士、八路軍重慶辦事處的周恩來、鄧穎超、葉劍英帶頭起立,場內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