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分邦建國的基礎上制禮作樂，系統地建立了一整套有關“禮”、“樂”的完善制度，其中最重要的是嫡長子繼承製和貴賤等級制。以嚴格的君臣、父子、兄弟、親疏、尊卑、貴賤等禮儀制度，調整中央和地方、王侯與臣民的關係，加強中央政權的統治。如此禮樂制度，正是孔子一生夢寐以求的理想。

《周禮》涉及的內容十分豐富，大至天下九州、天文曆象，小至溝洫道路、草木蟲魚，凡邦國建制、政法文教、禮樂兵刑、賦稅度支、膳食衣飾、寢廟車馬、農商醫卜、工藝製作，各種名物、典章、制度，無所不包。所載之禮，其體系最為系統，既有祭祀、朝覲、封國、巡狩、喪葬等國家大典，也有用鼎制度、樂懸制度、車騎制度、服飾制度、禮玉製度等具體規制，還有各種禮器的等級、組合、形制、度數的記載。

幾千年來，它像一條奔騰不息的河流，負載著中國古代政治、倫理、宗教、藝術、審美心理、民族個性等多種社會因素的文化形態，源遠流長，即使對當今社會，其影響也是巨大而深刻的。

一、聚訟千年論《周禮》

關於《周禮》的作者和成書年代，一向爭議很多，說法最為集中的當是周公旦所著、孔子整理編纂並講授於弟子。

西漢經學家劉歆力主此說。成帝時，劉向、劉歆父子校理秘府所藏文獻，發現一部名為《周官》的書，共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篇，可惜冬官篇已經亡佚，只好取與其相似的《考工記》補缺。

劉歆十分推崇《周官》，認為《周官》系周公所著，“周公致太平之跡，跡具在斯。”他奏請皇上，將《周官》更名為《周禮》，列入學官。

東漢末年，經學家鄭玄為《周禮》作注，在《天官&amp；#8226；太宰》中說：“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禮，謂之《周禮》。七年，致政成王，以此禮授之，使居洛邑治天下。”進一步夯實了《周禮》為周公旦所著的基礎。

然而，後人卻提出許多質疑。

一是從文體上分析，認為春秋以前的文字著述都比較簡單精練，不可能出現如此洋洋灑灑數萬言的長篇鉅製；

二是從書中所列的官職分析，多與西周銅器銘文上的官制相抵格；

三是從西周分封侯國的面積分析，許多文獻都記載“百里”，而《周禮》卻說：“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顯然與西周之制不合。

於是出現了下列說法：

首先，戰國荀卿編著說。以東漢晚期思想家、今文經學研究家何休為首的質疑者認為：《周禮》是“六國所作之書”，因為《周禮》所述的農業生產條件與戰國時代相符，其思想附會儒家關於古代社會的設想；所設計的公國方案，迎合了戰國時代各國稱霸的需要；書中所述行政制度，與齊國文獻《管子》十分相似，如《周禮&amp；#8226；地官》中說：“五家為比，十家為聯。”《管子&amp；#8226；立政》中說：“十家為什，五家為伍。”

同時，《周禮》中存在著濃重的儒家思想，如《天官&amp；#8226；大宰》中說：“儒以道得民”；《地官&amp；#8226；大司徒》中說：要“聯師儒”，以“六德”、“六藝”教萬民；還有明顯的法家思想影響，如《秋官》中說：每年正月，要“布刑于邦國都鄙”；有“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

所以，《周禮》的作者，應是近於法家的儒家，即荀卿或其弟子所編著。

其次，西漢劉歆偽書說。首倡此說者是南宋胡安國、胡宏父子，他們認為《周禮》公諸於世之時正是王莽謀篡之日，《周禮》以冢宰集權，託周公居攝時作，其政權機制洋洋大觀，正附合王莽的行事與要求。因此，《周禮》是劉歆為助成王莽篡位而處心積慮編造出來的偽書。

進一步坐實此說者，是清末的康有為。康有為在其《新學偽經考》中說：“《周官經》六篇，自西漢前未之見，其說與《公》、《谷》、《孟子》、《王制》今文博士皆相反，《王莽傳》所謂發得《周禮》，以明因監，故與莽所更法立制略同，蓋劉歆所偽撰也。歆欲附成莽業而為此書，其偽群經，乃以證《周官》者。故歆之偽學，此書為首。”

說《周禮》全是劉歆偽著，也有一些人不能接受。南宋經學家陳振孫在《直齋節錄解題》中說：“此書（周禮）多古文奇字。”近代學者顧實在《重考古今偽書考》中說：“殷周甲骨文、鐘鼎文與相證合。”

從陳、顧兩人的考證得出結論，《周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