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是先秦古籍。

再次，非一時一人所著說。著名歷史學家顧頡剛在《“周公制禮”的傳說和“周官”一書的出現》中說：“《周禮》中所記制度，有不少互相牴牾的地方。如《地官&amp；#8226；小司徒》中說：‘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而《遂人》中卻說：‘十夫有溝，溝上有珍；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這如何能配得起來？此外，《春官》中有上帝高於五帝之制，南、北郊之制，還有三皇五帝的史統，這些都是西漢時代熱烈討論的問題。”

鑑於此，顧頡剛得出結論：《周禮》“不成於一人，也不作於一時。”

這個論斷，看似折中公允，卻也遭到一些史學家的反對，認為《周禮》一書體系完密，不可能甲作《天官》，乙成《春官》，丙續《秋官》，其主要輪廓應成於一人之手，他人只能作些小的訂補。

如此種種，聚訟千年，至今沒有定論。

二、天下大同的理想藍圖

《周禮》共六篇：天官冢宰第一，為治官，管理朝廷大政及宮中事項；地官司徒第二，為教官，管理土地方域及王畿內人民教養；春官宗伯第三，為禮官，管理宗教及文化；夏官司馬第四，為政官，管理軍制、步騎、兵甲、交通及各方諸侯有關事項；秋官司寇第五，為刑官，管理刑獄、司法政務，兼掌禮賓等；冬官考工記第六，為事官，管理工程建設兼及溝洫、土地、水利等。

六官各以官制職掌聯絡各種制度，目的在於富國強兵，組織民戶，廣徵貢賦，充實府庫，為治理大一統國家而提供設計理想的藍圖。如對國家行政規劃的表述如下：

首先，國都地點的選擇。國都地點的選擇，要透過“土圭”確定。《春官&amp；#8226；大宗伯》中說：“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日至之影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

所謂“土圭”，即一種測日影長短的工具；“測土深”，即透過測量土圭顯示的日影長短，求得不東、不西、不南、不北之地，也就是“地中”。夏至之日，此地土圭的影長為一尺五寸。

之所以作如此選擇，因為“地中”是天地、四時、風雨、陰陽交會之處，也就是宇宙間陰陽沖和的中心。此是哲學寓意的需要，也是“體國經野”的需要。

其次，九畿的設定。國都之外設有“九畿”，其分佈以方千里的國都為中心，四外的五千裡之地，依次劃分為侯畿、甸畿、男畿、採畿、衛畿、蠻畿、夷畿、鎮畿、蕃畿九層，大小相套，依次迭遠。相鄰之畿的間隔都是五百里。

《夏官&amp；#8226；大司馬》中說：“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採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

第三，居民組織。國都之外的四郊之地，稱為鄉，郊外之地稱為遂。鄉之下分為州、黨、族、閭、比等五級行政組織。遂之下分為鄰、裡、酇、鄙、縣等五級行政組織。

據《地官》“大司徒”、“遂人”等記載，鄉、遂的民戶構成分別為：一比，五家一鄰；一閭，二十五家一里；一族，一百家一酇；一黨，五百家一鄙；一州，二千五百家一縣；一鄉，一萬二千五百家一遂。

此外，鄉、遂的數量都是六個。六鄉、六遂的居民數似乎恰好相合，既無不足，也無羨餘。

第四，農田規劃。對於“野”的農田規劃，《地官&amp；#8226；遂人》中說：“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

這裡記載了兩個系統，一是農田系統，二是溝洫系統。農田以“夫”為基本單位，一夫受田百畝。夫田與夫田之間有稱為“遂”的水渠，遂上有稱為“徑”的道路。每十夫之田之間，有稱為“溝”的水渠，溝上有稱為“畛”的道路。每百夫之田之間，有稱為“洫”的水渠，洫上有稱為“塗”的道路。每千夫之田之間，有稱為“澮”的水渠，澮上有稱為“道”的道路。每萬夫之田之間，有稱為“川”的水渠，川上有稱為“路”的道路。如此通達於王畿。

溝洫、道路各有嚴格的丈尺規定。鄭玄注：“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