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的滅亡，為天命思想的破產劃了一道界線。帝乙之子帝辛，即紂王，自詡“有命在天”，橫徵暴斂，不聽諫阻，一意孤行，最終落得一個眾叛親離，國破家亡，自己逃到鹿臺*的下場。

周朝的統治者接受上述教訓，認為“只事天而不應民”，不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要想治理好國家，只有推行“德政”，客觀上達到“保民”的效果，才能獲得民眾的信認和擁護。因為“德”與“民”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所以“敬德”就是“保民”。

只有敬德保民，才能配天受命，否則就會像紂王一樣由受命轉化為墜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蔡仲之命》）

《尚書》中對“德”的要求，大致可分為有三種：

一是保民、養民。《大禹謨》中說：“德惟善政，政在養民。火、水、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政治完善就是德，政治完善的標準就是讓人民生活得好。

《盤庚下》中又說：“無總於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要求統治者不要貪戀財寶，要為人民謀求幸福。

為什麼統治者要反覆強調保民、養民呢？原來“安民則惠，黎民懷之。”（《皋陶謨》）受到民眾的擁護，才能社會穩定，更好統治。

二是修養品德。德是衡量一個人才能、品性的重要標準。《大禹謨》中說：“克勤於邦，克儉於家，不自滿假，惟汝賢。”大禹勤儉、謙虛、不自伐，受到民眾的擁護，才選他作了君主。

《皋陶謨》把德分為九種，凡具有三德、六德、九德之人，都可做不同等級的官。遵守、修養品德，要以善為導向：“德無常師，主善為師。”（《鹹有一德》）還要包容一切：“有容，德乃大。”（《君陳》）同時，還要做到莊重恭敬、注重細行：“不役耳目，百度惟貞；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旅獒》）

三是用賢。在《尚書》中，賢、德是不分的。對於君主的要求，是賢德兼備，聖君是政權鞏固、國家興旺的先決條件。但只有聖君也不行，還要有聖臣，有君有臣才能政體穩定，國富民安。

《說命》中說：“官不及私暱，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冏命》中又說：“僕臣正，厥後克正；僕臣諛，厥後自聖。後德惟臣，不德惟臣。”《大禹謨》中還說：“野無遺賢，萬邦咸寧。……任賢勿貳。”

他們還發明瞭一系列選賢的方法，如夏的“三宅”、湯的“三俊”、文武的“三有宅心”、“三有俊心”等。

《立政》總結夏、商、周擇臣的經驗教訓：“立政，用人，不訓於德，是罔顯在厥世。”其標準即賢德。

文王能夠在那麼艱難的環境中完成剪商大業，就是因為他實行了崇尚德教而慎用刑罰的施政措施，“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康誥》）

作為文王的繼承者，要想保住國家和自己的皇位，就要沿著文王開創的道路走下去，“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於文王受命。”（《君姡А罰┎⑶沂筆奔斕闋約旱牡灤校�巴蹙醋魎��豢剎瘓吹隆！保ā墩仝盡罰�

作為君主，要不斷完善自我，不能貪圖享樂。“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無逸》）只有這樣，才能聚集可用之賢人，使國家長治久安。“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近人安。”（《旅獒》）

同時，還要做到保民。“王應保殷民，亦惟助五宅天命，作新民。”（《康誥》）君主只有俯順輿情，體察民心，政策方針才能合乎時宜，合乎天意，上蒼才會幫助，否則就要拋棄。凡是喪亡的國家，沒有一個不是因為失德有罪而被上蒼懲罰的。“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於罰。”（《多士》）

如此種種，雖然統治者施行“德政”是為了自身的利益，最終以達到鞏固政權的目的，但民眾在“德政”環境中卻能獲得一個較好的生存空間，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生存狀況。因

第三章 來自遠古的理想《周禮》

《周禮》是中國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官制典籍。

公元前十一世紀至公元前七七一年，是中國歷史上的西周時期。為了加強統治，周王朝初期的統治者實行了“封諸侯，建同姓”政策，把王室貴族分封到各地，建立西周屬國。

周武王歿後，年幼的成王繼位，武王的弟弟姬旦（即周公）輔政。周公旦是位德才兼備且忠心耿耿的臣子，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