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經驗。老朱關照他先把速度搖起來，再上快車道。

前方視野很好，自動換檔的大賓士眨眼速度就上了一百三，速度表電子音響發出動聽的鳴鳴聲。就在這眨眼之際，只聽江亞平大叫了一聲“羊”，幾團黑呼呼的東西就越過賓士的風擋，從我們頭頂呼嘯過去。車身猛然一抖，安全帶勒得我心臟狂跳不止。

停下一看，傻了！原本傲視群車的賓士，前臉五官全挪了位，僅剩左前角還殘留一隻轉向燈。冷卻系統徹底撞壞，擠在引擎中。車身上滿是腥羶的羊血和碎肉。百米開外，兩隻死羊倒臥路中，幾隻傷羊正落荒而逃。

老朱老跟我說，伊拉克大沙漠中夏季最高氣溫可達八十多度。我說這不可能，並要與他打賭。今天我全信了。

一望無際的大沙海在烈日下蒸汽騰騰，金光萬丈，彷彿有十萬個太陽從三百六十個角度圍著我轉，弄不清哪邊是地，哪邊是天。柏油路在烈日下象一條曬乾了的死帶魚，泛著死光。剛才開著空調不覺熱，現在一切全來了。

烈日下無處躲無處藏，眼看著賓士260內的液晶溫度計已經跳到了60℃，可還在逐步前進。連截了幾輛小車，都說拖不動這個大個兒的賓士。昨天我還為我們車有六個缸得意，今天卻恨它為什麼不是輛“飛鴿”，騎上就可以走。

終於來了一輛大拖車，我穿上攝影背心，模仿標準的交通警察姿勢，左手上伸，右臂輕微向左揮動。這輛大車還居然停下了。老朱誇我挺有眼力，我忍不住又來了勁：“是魅力。”

拖車司機一聽我們是中國人，很願意幫忙。但翻遍全車僅找到一根丈把長的繩子，可好歹把我們的賓士260與他的龐然大物聯在了一起。

汽笛一聲長鳴，我們總算顫顫巍巍上了路。由於繩子太短，前面大車尾燈一亮，我們就手忙腳亂踩剎車，生怕給已經沒面目見人的前臉再錦上添花。就這樣，還是險象環生，三搶兩拽丈把長的繩子上又打了兩個結。

車速只敢維持在60公里上下，車內的空氣總算又流通了。可撲面而來的全是熱風，液晶溫度計降到55℃就再也停滯不前了，體內再也排不出汗。我粗壯的汗毛有如干柴根根直立。這種感覺不知算蒸還是算烤。似睡非睡，從曼蘇爾到巴格達兩小時的路程卻足足花了五個半小時，我們幾乎也全似涅磐了的烏鴉，肉體乾癟，只剩下一絲遊魂。等見到巴格達鄭大使，我只剩下說“水”的勁。

三十一、海灣戰爭和北大人

79年，我是稀裡糊塗進北大國際政治系的，這全怪我那九十多歲的爺爺，我爺爺畢業於京師大學堂（北大前身）文科中國文學門。當時，他老人家硬說凡是上過這所學校的人都會變得勇敢誠實，樂於助人，一輩子受用不完。其實當時我更想進石家莊高階步兵學校，象所有多夢的中學生一樣，幻想當個古德里安式的好軍官。（海因茨·馮·古德里安，普魯士貴族，第三帝國裝甲兵創始人，德國裝甲兵總監，閃擊戰創始人，由於在奧地利、波蘭、法國、蘇聯等戰役中以快速鍥入敵後而著名，有“飛毛腿海因茨”之稱。著有《閃擊英雄》、《坦克進攻》等著作）。為了能和我爺爺歷數的毛澤東、陳獨秀、胡適、魯迅、李大釗們成為校友，我狠心放棄了當裝甲師長的念頭，咬著牙進了北大。可我怎麼也想不到，就因為我爺爺一句話，竟會引出那麼多不可思議的故事。

開學後第一個星期天，我們宿舍全體到校園裡拍紀念照。北大素有照相的傳統，六十年前劉半農就在此建立過“光社”。在末名湖南岸，我們與長眠於此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合影，斯諾早年在這裡教過新聞，用相機記錄過轟轟烈烈的一二·九運動。在北大37樓，我衝了我平生第一個黑白膠捲。

在北大圖書館，一個叫羅伯特·卡帕的美國戰地攝影記者闖進了我的生活。這位18歲考入柏林大學政治系的小夥子大學一畢業就趕上納粹上臺，他揹著相機隻身逃往西歐，與海明威一起參加了西班牙內戰。卡帕拍攝了包括諾曼底登陸在內的所有重大戰事，由於玩命而聞名於世。他的朋友從乞丐到美國總統，從英格麗·褒曼到海明威。直到1954年在印度支那踩響地雷還不忘按下快門，含笑死去。我被這傢伙迷住了。我把卡帕的好友、普列策文學獎得主約翰·斯坦伯格為他寫的悼辭抄在了日記中：“他不僅留給我們一部戰爭編年史，更留給我們一種精神。”

中國佛教協會秘書長正果法師告訴我，人類的私慾不外為“名、利、色”。可象卡帕這樣早已聞名於世可仍奮鬥不惜、直至粉身碎骨，他追求的是什麼樣的私利呢？